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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握消费增长的前景，须先认识消费增长的机制。消费增长机制是一个多因素复杂系统，下图所示是一个简化模型。

我们认为，消费增长机制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心理、技术和经济。正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说，需求是有层次的，消费行为是由优势需求决定的，低层次的需求满足之后，消费者必然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因此，心理动机为消费增长创造了永无止境的内在冲动。另外，技术进步不断创造出新产品和新的消费条件，为消费持续增长不断地提供客观条件。然而，仅有心理动机和技术条件是不够的，另外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是居民购买力，在以货币为交换媒介的市场经济中，没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只能是无米之炊。因此，消费增长过程是以上三层面因素互相作用、互相提供条件的永无止境的过程，而从经济学角度看，购买力或者说居民收入增长是整个消费增长机制中的核心要素。

下面我们从两方面展开分析：一方面通过实证分析论证工资增长是我国居民消费增长机制的核心；另一方面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将要走向终结，证明工资面临内生性加速上涨。两方面结合，得出我国消费增长将迎来内生性可持续增长阶段。

工资增长是我国居民消费增长机制中的核心

正如上文指出，市场经济中消费过程的实现是以购买力为必须前提的，所以，居民收入增长是认识市场经济中消费增长的核心。事实上，无论是凯恩斯的绝对收入消费函数理论、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消费函数理论还是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消费函数理论，无一不是将消费看作收入的函数，虽然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认识收入对消费的作用的。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工资收入在当前我国居民收入构成中占70%以上，工资增长趋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居民收入增长状况。我们对过去近15年的数据回归分析显示，工资增速与居民消费支出增速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工资增长是推动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的核心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工的平均工资在波动中保持了较快增长，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工资出现了加速上涨的趋势。实际工资指数变化显示，1978—2002年，我国实际职工工资上涨了4倍多，而仅1992—2002年工资就上升了2.36倍。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工资加速上涨的趋势会持续下去吗?

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终结与工资内生性加速增长

我们认为，工资的加速上涨趋势不仅是可持续的，而且未来5年内还要走向内生性加速上涨。其原因在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我国人口出生率出现持续下滑，这意味着在2007—2008年之后，年满18岁的适龄劳动力供给增速将出现持续下降，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将逐步消失，劳动力工资面临加速上升的局面。

以“十一五”期间我国新增劳动力供求为例，假设GDP存在高（10%）、中（9%）、低（8%）三种可能，新增劳动力需求按照过去13年的就业弹性系数计算，敏感性分析表明，新增劳动力供不应求格局最迟在2009—2010年间出现，最早在2006—2007年间出现。我们估计，未来5年内，我国GDP总体增速保持8%~9%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新增劳动力供不应求局面在2008年前后出现的可能性最大。我们的结论很明确：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中劳动力无限供给状况的拐点即将到来，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状况将在未来5年内逐步消失，劳动力工资的内生性加速上涨基本上是确定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许多人的直观认识中，我国农村具有大量潜在的失业者，似乎我国还远没有到达劳动力无限供给终结这一时点。事实上，我们认为不仅要考虑劳动力供需总量，还要考虑供需结构。第一，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独特的技能和壁垒，农业潜在剩余劳动力并不意味着一定适合工业发展的需要。具体说，我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6.8年，在16~55岁之间的农村劳动力人口中，90%以上是初中和初中以下学历，在工业技术进步不断加快并对劳动力知识水平要求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大多数农村潜在剩余劳动力并不能为工业提供有效劳动力供给。第二，流量劳动力供需（即新增劳动力供需）远比存量供需更重要。因为存量劳动力是已经被塑造过的劳动力，很难在不同行业之间流动，从而也很难为经济发展提供有效供给，而新增劳动力供需状况往往才是决定劳动力价格变化的主导因素。

其实，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中后时期，二元制经济向一元制经济转变过程中，劳动力工资出现加速上涨并不是偶然的现象，20世纪60—80年代，日本劳动力工资同样出现了加速上涨情况。劳动力收入的内生性增长不仅大大提高了居民购买力，更改变了消费者的收入增长预期，两者都是促进消费增长的关键因素。

对于上述现象，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景汉曾经做出过解释，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过程中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正如刘易斯模型所述，由于农业部门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可以以不变的工资为工业部门发展提供无限劳动力供给；第二阶段，工业部门吸收的劳动力达到一定数量，工业化和城市化已发展到一定程度，这时传统部门产品开始出现短缺，粮价上涨，工资也开始加速上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开始扭转；第三阶段是传统农业部门生产率开始提高，商品化进程加快，直到剩余劳动力被吸纳完毕，二元经济转变为一元经济。根据上文数据的分析，我们认为，我国当前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

另外，支持工资加速上涨的因素还有许多，譬如，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人口从农业转移到工业，收入增加；国家加强对低收入阶层、农民工的保障促进了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国家指出，要在“十一五”期间扭转投资消费不合理的状况，预计提高收入的政策还会出台。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很可能的结果是，未来劳动力供求格局的转变是劳动力工资和居民收入加速上涨的基本推动因素，而政策等因素将在这一基本因素的引导下做出配合，内外因互相作用推动工资加速上涨。

新一轮消费高潮的可能

以上我们进行了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通过实证分析证明，工资增长是解释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的核心变量；另一方面，通过数据分析证明了未来5年内，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状况将趋于消失，工资内生性加速上涨阶段即将来临。综合两方面，我们的结论是，工资内生性加速增长将保证居民消费也出现内生性快速增长。

事实上，从消费结构转变角度看，我们认为未来5~7年内，很可能是我国消费升级高潮期。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历了以家电为消费热点的消费升级，伴随着90年代以来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我国人均GDP已于2003年达到1000美元，以通信、汽车、住房、高档家庭耐用消费品、电子类数码类消费品以及娱乐消费等为消费热点的第二次消费升级只是刚刚拉开帷幕。韩国等众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工业化期间消费结构变化经验显示，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后以及居民恩格尔系数处于0.3~0.4之间，是消费升级的最快时期。从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看，2003年为0.37，如果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恩格尔系数变化速度判断，在未来5~7年内，很可能是我国第二轮消费升级高潮期。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佐证了我国消费将保持较快增长的可能性。

消费率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很可能止跌反弹

我们对居民消费率和工资/GDP的线性回归表明，两者之间也存在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工资的内生性加速上涨有望促使工资总额在GDP中的比重上升，从而消费率可能出现上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很可能止跌反弹，预计“十一五”期间，经济增长将更加倚重于消费。

事实上，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对居民消费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做过深入的研究，他发现人均GDP在100~1000美元之间时，消费率总体趋势是下降，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居民消费率将止跌反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开始趋于上升。这主要是由于，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即由低收入向高收入过渡阶段，经济的高速增长需要大量的投资支持，正如罗斯托所说，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提高生产性投资率。而当经济增长进入到工业化后期时，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大量新兴消费品的不断涌现，会促使消费倾向提高。同时，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也为消费结构升级创造了购买力条件，消费率便出现上升。

扩散效应与消费规模扩张

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里在其1949年发表的《收入、储蓄和消费者行为理论》中提出了相对收入消费函数理论，即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其自身绝对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周围人的消费行为和收入与消费之间相互关系的影响。他认为消费具有示范效应和惯性。示范效应是指在消费行为上人们相互影响、相互攀比的现象，即一个人的消费支出占其收入的比重取决于他与别人的相对收入。消费的惯性是指人们在某一时期的消费不仅受当前收入水平的影响，还会受到过去时期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影响，特别是受过去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达到最高时的影响。如果目前收入低于过去，便宁愿减少储蓄以维持已经达到的消费水平，这种现象被称为消费的不可逆性。

事实上，我们认为，消费增长的过程是逐个消费热点不断产生和消费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从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看，消费规模的扩张甚至比消费热点的产生更重要。消费示范效应和消费不可逆性很好地解释了消费增长过程中消费热点如何向消费规模扩张转变。如果我们形象地将示范效应和消费的不可逆性概括称为消费的扩散效应，那么扩散效应是促使消费热点向规模扩张转变的催化剂，保证了消费在总量上对经济增长的有效性。

当然，扩散效应的发挥并不是毫无条件的，我们认为，主要的影响因素至少有收入分配状况、消费信贷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

首先，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表现为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均出现拉大。表2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基尼系数的变化，到2000年为止，城镇基尼系数超过0.3，农村超过0.4，收入不公平程度呈现持续放大趋势。收入差距拉大从总体上降低了消费倾向，抑制了扩散效应的作用。

其次，消费信贷制度受货币政策影响不稳定性较大。2004年宏观调控后，汽车和住房消费信贷先后受到抑制，在消费者购买力不足时，消费信贷通过信用方式保证了示范效应的实现。消费信贷制度的不完善和不稳定对住房和汽车消费尤其不利。央行刚刚公布的金融运行情况显示，上半年居民消费性贷款增加1193亿元，同比少增1204亿元，消费信贷出现了明显回落。

最后，社会保障制度等不完善降低居民消费倾向。有学者指出，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制度等不完善，使我国当前城镇居民的消费函数比较符合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关于消费行为的假定，因而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增加表现出较为谨慎的消费行为，存在较高的储蓄倾向（伊志宏，《消费经济学》，2004，169页）。这种状况也会抵制扩散效应的发挥。

总之，我们想说明的是，消费扩散效应是促进消费规模扩张的一个内在机制。然而，逆向思维的话，不利于我国当前消费增长的因素仍然存在。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消费示范效应越不易于在不同的收入阶层之间发挥作用；在消费信贷制度很完善的情况下，扩散效应可以通过消费信贷发挥作用，并从一定程度上弥补收入分配差距的负面作用，然而信贷政策往往具有不稳定性；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消费者对未来支出预期不确定性较大，消费心理趋于保守，扩散效应难以发挥。不过，长期看，伴随着市场制度的完善和政策的调整，这些因素对消费的负面影响会趋于减弱。

小结：消费内生性增长是走向大国经济的希望

本部分中，我们尽可能客观地对中国消费增长的长期因素做了分析。结果显示，虽然一些不利于消费增长的因素还存在，但是我们看到，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终结和工资收入内生性加速增长阶段正在逐步靠近，这将支持未来居民消费内生性增长。从长期趋势看，消费增长可望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趋于上升。从更宏观的层面上看，本部分的分析结论可能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真正希望，支持中国走向大国经济的潜在因素正在逐渐变成现实，内需可能逐步取代外需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