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涛动周期录

渐进改革与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的上、中、下三策

渐进式改革是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经济社会转型成功的创造，是被世界认可的一种合理、务实、有效的改革模式。渐进式改革是在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强调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推进改革，在基本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实行增量改革，强制中的诱致性，双轨过渡，从局部到总体，体质内改革与体制外推进相结合，改革、发展与稳定相协调，经济的市场化与政治的多元化相分离等。

我们从巴西的经验、教训中得出，在传统模式弊端已经日渐显现的情况下，依靠坚守传统是注定要陷入困境的，但是激进的改革跃进同样会造成经济、社会系统的紊乱，渐进式改革成为一个模式转换的必然选择。不过，虽然渐进式改革仍是当前中国的最佳选择，但是根据改革的力度与节奏，在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也同样存在着上、中、下三策。

下策：“微刺激”+增量改革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近年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长中枢已经出现拐点。2010年以来以往的那种“只刺激不改革”的弊端已经非常明显，当下要想扭转经济颓势，并且防范其中风险，必须在进行微刺激的同时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以此来激发市场的活力和经济运行的效率。只有用一定的改革红利对冲潜在增长能力的下滑，才能保持经济较快地发展，才能使中国经济不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

很显然，沿用我们之前一贯采用的增量改革模式依然是阻力相对最小的，虽然其空间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大，但是仍然有可以操作的空间。比如，对于经济系统中新出现的行业、商业环节，以及现存体制中低效率的国有模式运营无利可图的行业，都尽可能地交给民营企业；对于政府依靠行政管制，但又一直管不好的环节和领域，尽量交给市场去配置，逐渐地理顺经济体系中的价格关系，尽量用价格调控的方式取代行政管理。

由于增量改革的空间已经比较有限，所以仅仅依靠经济与社会的压力来推进相应的改革，只能算是维持中国经济较快运行的一个下策。如果采取这种模式，中国经济所呈现出来的很可能是一种带病前行的状态。增长虽能勉强维持，但是增长减速的压力与经济、社会矛盾激化的风险将会持续存在。

中策：“下策”+ 存量改革

增量改革虽然阻力较小，但是可以挖掘的红利已经较为有限，也不足以对冲由资源禀赋与国际环境变化所造成的潜在增长下滑。在未来，要想继续保持中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要想“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唯有积极推行存量改革，用存量改革所释放的制度红利对冲资源禀赋弱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

比如，继续缩减国有企业的垄断范围与在经济中的比重，大规模取消行政审批与管制，积极推进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等等。

如果说1978年到现在的三波经济增长（土地承包责任制、邓小平南行后的改革开放，以及中国加入WTO）主要是靠我们吃“市场化改革的红利”和“对外开放的红利”所推动的话，那么，未来金融服务业的长足增长，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的大幅度提高，就需要靠吃“制度化改革的红利”来推动了。

——韦森，2012年10月

上策：“中策”+ 政治体制改革

“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邓小平，1986年6月28日

今天的经济体制和30年前已经大为不同，今天的政治体制和30年前却没有明显的调整。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已经远远领先于政治体制改革，在当今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中，政府失灵的情况也比市场失灵的情况更为普遍、更为严重。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当今社会、经济中很多久治不愈的顽疾，很多让人费解、让人气愤的怪现象，根源大都是由于政府的失灵所致（具体分析可以参阅笔者2010年所著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加速工业化战略与内需不足》）。

要想通过解决政府失灵来挖掘社会、经济发展的红利，依靠政府治理政府是治标不治本，而要像习主席所讲的那样，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只有敢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约束政府失灵，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相应措施才能顺利推进，相应的成果才有保障。

“克强经济学”：中国踏上征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路

李克强上任总理以来，面对地方债隐现危机、贸易壁垒增加、热钱出逃、银行钱荒等严峻考验，在“百日新政”中，挤水分、调结构、简政放权、布局城镇化，力促发展模式转型，有媒体和学者将李克强采取的这套动作称之为“克强经济学”。

首创“克强经济学”这一名词的巴克莱资本把经济减速、财政货币去杠杆化、改善经济增长质量总结为克强经济学的三大支柱，并认为“克强经济学”恰恰是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选择。

通过新一届政府所阐述和实施的经济政策方针可以了解到，“克强经济学”的要义不在于强调政府要做什么，而是强调政府不做什么，其基本特征是强化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强化市场，是“克强经济学”的第一个关键词。强调政府与市场“换手”，政府不越位、不缺位。无论政府职能如何转变，政府也是市场当中重要的主体，而不是游离于市场之外。放松管制，是“克强经济学”的第二个关键词。强调减少审批，尊重市场，尊重市场主体的选择，政府减少微观干预。改善供给，是“克强经济学”的第三个关键词。强调减税促进投资，完善福利制度，调整国内利益分配，国有部门向居民部门让利。

因此，虽然新一届政府的执政时间不长，但是已经可以明显看出，“克强经济学”已经与传统的经济治理模式诀别，新一届政府已经不再固守传统模式。从微刺激和部分领域已经推出的改革来看，“克强经济学”目前的施政举措至少是满足穿越“中等收入陷阱”之旅的最低要求（下策）的，如果从新一届政府在不同场合所反复倡导的施政方针来看，“克强经济学”是有希望带领中国在穿越“陷阱”之旅中走出较为理想的中策的，关键的观察窗口就在于为期不远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是否会有更为积极的改革举措出台。

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近日指出：2010年，中国经济突破了人均GDP 4000美元，如果按照十二五规划的目标，保持每年7%的增长率，翻一番；2020年前后我国人均GDP将超过8000美元。假设人民币升值10%~20%，就会超过10000美元。这对中国意味着两层含义：第一，人均GDP突破10000美元，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意味着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第二，中国有望在2020年前后，经济总量赶上或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然而，自2010年第二季度以来，随着四万亿刺激计划对经济拉动效应的边际递减，国际市场的持续疲弱，以及中国潜在经济增长拐点来临等几个方面的综合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几乎呈现出持续回落的格局。虽然现在经济增速仍在7%以上，且经济增速仍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但是国内外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前景悲观的声音却越来越大。

中国经济能否持续高速增长，中国能否顺利闯过“中等收入陷阱”之劫，越来越成为各界关注的话题。

赶超模式具有阶段适用性，固守传统必然坠入“陷阱”

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当前的中国和当年的巴西有很大的相似性，都是在较为落后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展开的工业化建设，为了快速地缩小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又都积极发挥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扶植与推动作用，实施了成效显著的赶超模式。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过的，在工业化的起飞阶段，这种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确实比依靠市场的自我演进模式有着巨大的优势，但是随着工业化的日渐成熟，经济系统日渐庞大、复杂，政府主导型赶超模式的弊端也就越发凸显出来（当年的拉美与社会主义阵营众多国家的实践均证明了这一点）。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巴西传统赶超模式的弊端就已经开始显现，但是巴西政府基于这一套模式以往成功经验所建立起来的自信，不但未对该模式进行反思、调整，反而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政府主导的刺激计划。当然这种强化传统模式发展决策的结果就是使传统模式的弊端更加凸显，于是曾经的“巴西奇迹”光环逐渐褪去，经济陷入了长期的低迷，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尖锐。经过十几年的尝试、挣扎与反思，巴西才最终放弃了曾经适用但当时已不再有效的赶超模式。放弃传统赶超模式虽然不是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条件，却是必要的前提。

反观当前的中国，传统的增长模式同样走到了尽头。

这种增长模式固有的弊病造成经济社会矛盾日益加剧。这些矛盾包括：

1）资源枯竭，环境破坏 经济主要通过高投入来推动，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各大城市现在的天气与30年前相比都出现了严重的恶化。

2）腐败蔓延，贫富分化 各级政府通过动员投资追求经济增长，这为腐败活动提供了广泛的基础，也成为社会不公正的重要来源。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导致低收入群体收入提高缓慢，成为拉大贫富差距的基本原因。

3）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 过度投资本身会造成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的压力。加之为了以净出口需求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长期采取出口导向政策，外汇占款增加过快，也造成了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的压力。

——吴敬琏，2012年6月

而且，根据经典的柯布道格拉斯经济增长函数Y =A （t ）L^α K^β ;α ＞0，β ＞0，我们可以求得 ， 表示经济增长率， 表示技术进步率， 表示劳动就业增长率， 表示资本增长率。即一国的经济增长水平取决于其技术进步情况、劳动力增长（新增就业）情况以及资本扩张和深化情况三个方面。

当前，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拐点已经出现，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产能已经严重过剩，自然环境也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再靠增加劳动力数量保持高速增长，除非我们对非洲放开移民，再靠增加投资维持高速增长，效益会更差，环境也难以承受。

因此，如果我们要想在未来保持经济的合理增长，在促进经济增长的三个贡献来源上，投资增长率 和劳动力数量增长率 均已经没有潜力可挖，所能依仗的就仅剩下生产效率（技术进步率） 的提高。而提高社会生产的效率，这一点恰恰是传统政府主导型赶超模式（粗放型）增长方式所不擅长的。

不难理解，如果我们不放弃传统的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发展停滞的风险将会非常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几乎是一种必然。

市场化、法制化是保障效率提升的必要制度基础，但激进改革欲速则不达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虽然巴西当年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市场化推进的节奏太快，长期受保护的国内经济体来不及适应宏观政策与国际市场的竞争，骤然的开放使它们在国际市场洪水猛兽的冲击之下陷入生存困境。此外，当年俄罗斯休克疗法出现的悲剧结果，其实也证明了经济、社会体制的突变会造成经济系统的紊乱甚至崩溃。

虽然当今的中国经历了30年的市场开放之后，经济体的国际竞争力远超当年的巴西，但是传统发展给中国经济遗留的内部风险同样不能掉以轻心。地产泡沫、地方债务、影子银行这三个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外人士普遍担心的问题，而且地方债务和影子银行又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房地产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中国政府采取激进的政策调整，那么很可能会使经济系统中潜藏的矛盾激化，6月的“钱荒”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这一情形的警告或者说提醒。在经济风险愈加复杂的情况下，当前的社会矛盾也异常尖锐，如果因为政策的剧烈调整而导致经济风险加剧，很有可能会引起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这或许也是“钱荒”之后中央政府与人民银行及时进行了政策微调的根本原因所在。

2011年上半年的经济形势分析会上，银监会将影子银行风险列为银行业2011年三大主要风险之一（其余两个是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2012年，在银监会的监管任务部署中，影子银行再次被列为与平台贷款、房地产贷款、理财业务并列的重点监管领域之一。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8月6日在江西新型城镇化论坛上指出，目前城市摊大饼式扩张、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等问题，在我国城镇化过程中非常突出。事实上，在新一轮城镇化建设的大潮之下，借助推进城镇化之名，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城市越来越多。但是，“没有产业支撑，没有人流物流集聚，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在该副主任看来，我国很多地区的“城市供给”已经过剩，“有城无业，有城无市，有城无人”的“三无”现象严重。“据我们调研，几乎每一个大城市附近都要搞一个新区，其规划占地和人口甚至于远远超过老城区。”他直言，现在不止鄂尔多斯，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鬼城”的现象，即使北京和天津之间也有空城。“据我们的调查，一些城市的房地产项目空置率达40%~60%，有些中西部城市的房地产项目空置率更高达70%~80%。”并表示这已造成土地等资源的极大浪费。

过度依赖外部市场与资源便利明显，风险亦不容小觑

正如本文前面所述，巴西为了弥补贫困基础上发展工业化不足的困局，实施了卓有成效的负债发展战略，同时人为设计并推进的工业化体系建设使巴西的石油进口率非常地高（80%），在国际市场较为有利的60年代及70年代初期，巴西借助外部资源加速了其工业化的起飞。然而由于70年代以来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以及国际资本市场利率水平的不断走高，传统发展模式弊端本已显现的巴西，随着国际市场环境对其负面冲击逐渐加大，“巴西奇迹”在国际市场的风雨冲击中黯然落幕。

进入80年代后期之后，随着债务问题的不断严峻，巴西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救，于是在被高举“华盛顿共识”大旗的IMF扼住咽喉之后，巴西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变成了跃进，逆周期的宏观政策调整不但未对本已脆弱的国内经济体实施保护，反而造成了雪上加霜的严重冲击。

可以看出，在巴西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对外部资源的过度依赖既使其遭遇了国际市场的严重冲击，又使其在内部政策制定方面身不由己，被动局面长期持续。

虽然与当年的巴西相比，当前的中国对国际资本的依赖性并不算强，更多的是希望借助国际资本的引入而引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并且当前的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但是中国对国际商品市场的依赖程度却不容掉以轻心，并且这种依赖程度至今未显现出下降趋势。

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超过60%，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超过30%，这一水平远超当年同属赶超模式的日本、韩国，如此巨大的经济体量，却存在如此之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这既是极不正常的，同时也是极其危险的。回顾历史，不管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还是2008年至今，较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的长时间阶段性低迷均是由于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所致。

在我国对国际市场高度依赖的同时，对国际能源、资源的依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2013年1月4日，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布《中国能源安全的国际环境》报告，该报告主编、中国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史丹指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是全球能源格局中的最大利益相关者之一，其中，石油对外依存度已接近6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接近1/3，成为全球最大的煤炭净进口国。此外，《2011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我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为56.4%；据《2012中国矿产资源报告》显示，2011年我国铝资源对外依存度已高达61.5%。

如此巨大的经济体量，如此高的对外依存度，使中国陷入了“卖啥啥便宜，买啥啥贵”的尴尬被动局面，同时也使中国背上了破坏全球经济平衡的“罪名”，一面在向国际市场提供物美价廉商品的同时，一面还要承受着西方国家的刁难和问责，何其地被动。

展望未来，随着欧美再工业化意识的觉醒，以及东南亚更具成本优势制造业的兴起，中国对国际市场高度依赖性的风险将会进一步显现；随着美元步入新一轮的中长期走强，国际社会中孕育的金融风险有可能随着美元的不断走强而暴露，因此，下一个十年，国际市场仍将难以太平，对此中国应早做打算。

高速增长不可贪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非常必要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由于内在或者外在的原因，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实现25年7%以上增长速度的国家不过13个。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将一国经济的成长划分为：传统社会、起飞前提、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和高额消费阶段五个阶段，在这五个阶段中，经济增速呈现出先慢、渐快、高速、减速、低速的态势。可以说，经济增长由低速到高速再到低速是一国经济成长的自然规律，过度贪求高速经济增长反而造成社会经济发展的混乱，最终陷入欲速则不达的“中等收入陷阱”泥潭。

当年的巴西为了摆脱落后贫穷的境地，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所实施的“非平衡发展战略”“先增长后分配战略”等战略确实在其工业化起飞阶段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随着其工业化体系的日渐完备，以及国际环境的不断改变，巴西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渐趋结束。然而在其工业化起飞阶段渐趋结束之际，巴西当局长久贪婪高速增长而忽视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举措，最终酿成了悲剧，并且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失衡也使巴西经济的内生增长与修复能力很差，当遇到外部冲击时显得不堪一击。

审视当前的中国经济，工业化体系日渐完备，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对外开放红利日渐消退，潜在增长水平下降已成必然。长期重经济轻社会、重增长轻质量的发展模式造成社会矛盾日渐突出。在此局面之下，如果我们继续贪恋高速增长而不顾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恐怕将蹈当年巴西的覆辙。

巴西爬出“陷阱”，跻身“金砖”之列

尽管向自由主义的跃进对巴西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矫枉过正的冲击，但是在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逼迫”之下，巴西在市场体制建设和政府职能转变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90年代后期开始，卡多佐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务实而有效的政策调整。前期体制与制度改革所创造的稳定、宽松、提倡竞争的宏观环境和之后一系列务实的政策调整，使巴西经济逐渐走出了低迷，经济基本面出现持续好转。2003年，贫穷农民家庭出生的劳工党领袖——卢拉上台以后，坚持了卡多佐的政策方向，并继续实施了一系列务实的制度调整与政策创新。

2001年巴西与中国、印度、俄罗斯被高盛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在《全球需要更好的经济之砖》（The World Needs Better Economic BRICs）中并称为“金砖之国”。之后这一称呼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金砖四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越发地耀眼夺目。并且，巴西是“金砖四国”中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国家。

经济恢复增长 ，财政状况显著改善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巴西的经济增长率呈现出起伏不定的特点。1998年的增长率仅为0.1%，2004年高达4.9%，为10年来的最高水平，但2006年下降到2.8%，大大低于拉美的5.3%。尽管如此，世界银行仍然认为，巴西经济已进入30年来首次出现的中速增长周期。同时IMF也预测，至少到2015年巴西经济一直会维持快速增长。联合国对巴西经济发展的成就评价是：巴西政府给人民最大的礼物，那就是希望。

巴西继“巴西奇迹”之后再度在国际舞台上闪现“金”光。

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紧缩性财政支出政策的实行、雷亚尔币值的大幅上扬，以及银行基准利率的连续下调，使得巴西的财政状况继续好转。2003年巴西结束了长达10年的初级财政赤字时期，从2002年的77亿美元的赤字（占GDP的1.7%）转变为2003年的40.5亿美元的盈余（占GDP的0.8%）；2004年，巴西实现初级财政盈余811.12亿雷亚尔，相当于同期GDP的4.59%；2005年巴西公共系统（含联邦、州、市三级政府和国有企业）初级财政盈余的累计额为935.04亿雷亚尔，占GDP的4.84%，超额113.55亿雷亚尔完成了全年（占GDP的4.25%）的预期目标。联邦政府、州和市级政府以及国有企业完成的比例分别占2.88%、1.10%和0.85%。

另外，2005年巴西分两次提前偿还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4.40亿美元的全部借款（107.89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从此不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国，2006年还清欠巴黎俱乐部26.74亿美元的全部债务。提前还债不仅使其节省了贷款利息支出，还帮助其提升了国际债务等级。2006年2月28日，标准普尔公司将巴西长期外币主权债等级由BB-级提升至BB级，长期本币债信等级由BB级提高到BB+级。

就业状况持续好转 ，国民收入提高 ，贫富分化缩小

自卢拉政府执政以来，随着一系列扩大就业举措的实施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巴西的就业情况大为好转。2003—2005年，3年新增正式就业总人数达到了3422690人，每年新增人数分别为645433人、1523276人和1253981人。2005年就业增长率较高的行业分别是：服务业（新增569705人）、商业（新增389815人）、制造业（新增177548人）、建筑业（新增85053人）。

卢拉政府执政之后，随着就业状况的不断好转，贫困人口由5000万下降至3000万，绝对贫困的人数也大大降低，中产阶级开始增多，提前达到了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

巴西FGC基金会2008年的研究报告显示，过去10年里，巴西月收入在1064雷亚尔到4591雷亚尔之间的中产阶级家庭人口比例明显增加。2008年中产阶级人口占全国人口的51.9%，高于2004年的42.19%。月收入在1064雷亚尔以下的低收入阶级，2008年占全国人口的32.6%，比2004年下降13.5%。而高收入阶级是指月收入在4591雷亚尔以上的家庭，2008年占全国人口的15.6%，比2004年上升4%。

巴西的减贫成果得到了联合国的认可，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要求，各国应在2015年之前将每天只有不足1美元收入的人口数量减少一半。而巴西已提前完成任务，2008年巴西极端贫困人口比重已从8.8%下降至4.2%。

“金砖”巴西的成功经验

不可否认，进入21世纪以来，巴西经济所取得的成就与国际经济环境的改善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国际市场初级产品需求的扩张对巴西的出口及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拉动作用。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决定事物发展方向的是其内因，巴西之所以在21世纪重新焕发生机，从“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中一跃成为耀眼的“金砖之国”，其国内体制的不断完善和一系列务实有效的政策调整是不能被忽视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

保障效率、维护公平的体制基础不断完善

我们在分析巴西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弊端的时候已经论述，过度的政策保护牺牲了效率，先增长后分配的指导思想又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的公平。由于认识到了传统发展模式的弊端，从80年代后期开始，巴西就在经济体制调整与政治体制改革两个方面进行探索，进入90年代，巴西大规模地进行了一系列旨在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实现社会公平的制度改革和体制调整。为了推进相应的改革并在法律和体制的基础上巩固改革的成果，在整个90年代，巴西前后31次修改了宪法。

尽管向自由主义的跃进对巴西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矫枉过正的影响，但是在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逼迫”之下，巴西在保障效率、维护公平的市场体制建设和政府职能转变方面打下的坚实基础，确实为其后来的经济发展扫清了道路。

（1）推崇竞争、开放的市场机制，推进国企私有化改革

进入90年代，巴西政府正式实施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并把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作为其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最重要内容，虽然经历多次的政权更迭，但以削弱政府对企业的保护，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效率为目标的战略导向，在后继的各届政府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和发展。

1990年科洛尔上台后，私有化成为政府经济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银行（BNDES）下设的全国私有化计划署将私有化扩展到被前几届政府视为“战略性部门”的领域。在科洛尔当政的1990—1992年，15家较大规模的国有企业被私有化，政府获得了35亿美元的收入。在佛朗哥当政时期（1992—1994年），共出售了18家较大规模的国有企业（其中包括建于1969年的飞机制造公司），获得50亿美元的现金收入。卡多佐上台后，私有化继续向前推进，把重点转向矿业、能源、交通运输和通信等基础设施部门。在卡多佐政府的私有化计划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淡水河谷公司于1997年5月被拍卖。2004年，卢拉政府对马拉尼昂州银行实现了私有化，获得2660万美元；2005年又对塞阿拉州银行实现了私有化，获得了3.02亿美元的收入。

虽然大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在一定时期内产生了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从总体上看，国有企业私有化应该说是有利于当时巴西经济发展的，大批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之后，面临市场竞争，为求生存和发展必然要努力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微观经济主体竞争力提高了，宏观层面的经济水平也自然会得到提升。并且，市场中国有企业数量的大幅减少，使市场微观主体在产权性质上趋于一致和平等，有利于保障经济竞争环境的公平。

巴西的对外开放比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起步更早，进展也更为迅速。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大幅削减关税和鼓励外资在其国内投资，巴西还积极发展多边经贸合作和区域市场一体化。从1988年起巴西政府就开始逐渐减弱对国内生产商的保护，1988年和1989年推行的两项改革使平均进口关税由51%降到了35%。进入90年代，巴西政府通过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废除国家信息法、颁布优惠投资政策、改革专利进口法等措施，对不适应国际规则的政策进行了修改。

由于经济发展战略发生转变，失去了保护伞的国内企业面临着生存和倒闭的选择，为求得生存，企业被迫对结构进行了调整，加大了投资力度，增加了产品的科技含量，应用了世界先进的管理模式，降低了生产成本，从而竞争力也普遍得到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推动了巴西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整个巴西经济实力和整体国力的提高。另外，对外开放情况下，国际经济的相互交往和渗透也有利于约束政府的行为，便于创造规范、稳定、宽松的市场环境，有利于吸引内部和外部资本投资。

（2）转变政府职能，约束政府行为

鉴于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国际上的成功示范，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鼎立推动”，随着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不断推进和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巴西政府对经济管理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具体的生产与经营领域，政府奉行不干预原则，把经济建设投资的重担转移给了包括本国资本和外国资本在内的私人资本来承担，强调以公共支出刺激经济增长，注重解决教育、医疗服务及贫困问题。例如，为提高巴西的竞争力和降低社会领域落后的状况，1996年8月政府制订了“巴西行动计划”，计划投资总额543亿雷亚尔，其中社会领域投资占该计划投资总额的55%。在社会领域中，为创造就业的投资达到71.4亿雷亚尔，教育投资17.83亿雷亚尔，卫生投资23.82亿雷亚尔，住房投资51.76亿雷亚尔，社会环境投资26.65亿雷亚尔。该计划完成后创造了大约15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绝大多数就业机会是为非熟练劳动力人口的贫困阶层创造的。

不过，政府并未放弃对经济的管理，只是职能发生了变化，政府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和法规来管理、制约和调节经济的发展。凡是已经实行私有化的部门，政府均建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如石油管理局、电力管理局、邮电通信管理局、公路管理局等。这些管理局与以往的政府管理机构的职能有较大的不同，它们不再是企业的“婆婆”，而是企业的“服务员”，在经济活动中不再既当“运动员”又兼“裁判员”，而是更专注于做“裁判员”“服务员”。

为了提高政府机构的工作效率，明确各级政府机构的职责，约束各级政府及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巴西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法律制度。

例如，卡多佐政府在1997年出台了《财政责任法》，就以法律的形式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做出明确的规范。该法规定：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必须首先保障教育、医疗和公务员工资方面的开支，不得超预算开支，公共债务不得超过法定比例。一旦财政赤字超过一定的比例，地方政府不得招聘新的公务员，不得发放各种奖金，不得申请商业信贷和国外融资，联邦政府也将中止按财政分税制比例拨给地方政府资金等，直到地方政府财政收支恢复平衡为止。造成地方财政失控的地方政府责任人将受到司法机构的调查，情况严重者将处以罚款或受到法律的制裁等。

改革公务员服务准则的宪法修正案于1998年通过，从而解雇不需要的公务员成为可能。推出的“国家非官僚化计划”在法规上做了600多项微小但非常重要的改变，使政府的日常工作变得更有效率。为了规范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除了先前的《财政责任法》，巴西政府在预算程序方面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并最终通过了《预算指南法案》。

巴西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对自身行为的约束，从体制上保障了对社会发展的重视，明确了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定位和职责，避免了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直接干预，也有利于维护市场的稳定。政府对市场规则的尊重和维护，使更了解市场信息的微观经济主体有了充分的决策权力，能够依据市场信息变化调整自身发展策略，从而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样，对市场竞争规则的维护也促进了社会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

（3）打破利益格局，促进社会公平

卡多佐总统上任以后，面对外界对其执政理念的批评，他强调自己并不仅仅是一个新自由主义改革者，而是一个比新自由主义改革者更具内涵的社会民主支持者。关于巴西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卡多佐认为巴西不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而是一个不公平的国家。因此，改革巴西的社会保障体系成为他上任以后的首要目标，因为该体系不但是不公平的，而且也超出了政府承受能力。

实际上，巴西存在着两套社会保障体系，一套是为政府公务员设计的，对他们显得非常慷慨大方，一套是为普通老百姓所设计的，采用现收现付制，福利金相当低。例如在1998年，有10.49%的GDP用于社会保障开支，其中42.3%支付给只占整个体系受益人15.2%的政府公务人员。联邦政府公务员的福利尤其高，22%的社会保障收入支付给了只占受益人4.7%的联邦员工。

由于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对政府人员的利益关系密切，因而在改革的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阻力非常大。卡多佐任期内社会保障体系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后来经过卢拉政府的继续努力，最终基本完成。在社会保障领域的利益调整使强势群体的利益受到了一定的削弱，而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了一定的加强，有利于社会的平衡发展。同时，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还大幅地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对于政府财政状况的好转和其他方面的建设都争取了空间。

另外，对于农村长期以来存在的土地严重分配不均，以及经济中税收过重且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巴西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以提高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和维护社会的公平。

持续的、务实而有效的政策调整

从90年代后期开始，针对自由化改革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在继续坚持市场化原则和尊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的情况下，为了改善经济社会状况，巴西政府根据其实际情况，对其原有的社会经济政策做了一系列务实有效的调整。

（1）加强政策支持，鼓励企业出口

在90年代后期，面对贸易自由化改革以来持续恶化的国际收支状况，以及由此带来的负面压力，巴西政府重新把出口放在了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

卡多佐政府和卢拉政府都为扩大巴西出口贸易而采取了积极的鼓励措施。1999年巴西政府提出“出口或者死亡”的口号，制定了地区出口战略和出口产品战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将驻外使领馆的首要任务定位于发展经贸关系，宣传和推广巴西的产品。除了出口贸易可在税收方面享受一定的刺激性优惠，与出口贸易有关的行政管理程序被简化之外，政府还通过税收体制改革，推行新工业化政策和谋求出口市场的多元化来发展对外贸易。

（2）改革税制，鼓励创新

税收制度一直是巴西企业主强烈要求改革的重点，为了减轻沉重的税收负担，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巴西政府也一直试图对税收制度进行改革。1999年10月，政府向众议院税收改革特别委员会提交了宪法修正案。修正案的主要内容是将工业产品税、商品和服务流通税、社会安全税和一体化税合并为一种税——消费税，或者说是类似欧洲国家的增值税，在巴西统称为商品和劳务流通税。

2003年卢拉政府上台之后，为了消除经济发展中的赋税过重，减轻工业和出口部门纳税负担，同时强化税收征收和控制逃税等行为，卢拉政府继续推行税收改革。税收制度的改革以及一系列减税和对微小型企业的税收扶持政策，减轻了企业的负担，增加了就业。总之，税收制度改革为巴西经济的全面复苏提供了较好的环境。

为了加强出口，提高创新能力，开发大众消费产品和发展地方经济，2003年11月巴西政府公布了“工业、技术和外贸政策指导方针”，这一方针也被称为巴西的新工业政策，强调把“半导体、软件、医药中间体和资本品”四个行业作为优先发展的战略产业予以鼓励和支持。

“工业、技术和外贸政策指导方针”的主要内容有：①政府提供25亿雷亚尔优惠贷款用于企业机械设备的更新，贷款期限60个月，年息14.95%，享受90天的还本宽限期；②成立类似农牧研究所的机构，由它协调和帮助企业具体实施工业政策；③在今后4年内，政府拨款1.6亿雷亚尔用于“增强企业出口能力计划”，可解决10万个微、小、中型企业在技术和管理上的困难。

根据指导方针的安排，制定了四个行业的产业政策：①投资者享受税收、补贴、信贷、物流、简便手续、科研和开发等方面的优惠政策；②享受优惠政策有一定的期限，政府对项目实施监管和评估；③受益企业应完成承诺的出口目标，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就业，带动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

为了切实推行这些工业政策，巴西政府决定在工商发展部建立工业开发局，制定工业发展战略，通过支持技术革新、提高生产部门的竞争力来落实国家工业战略。同时，工业开发局鼓励创立知识产权，鼓励建设新的企业。

（3）推动土地改革，扶植农业发展

20世纪90年代后期，巴西政府重新审视农业和农村发展思路，以土地改革为核心，通过没收非法土地、收购土地、开垦新地等措施，向无地农民提供了1894万公顷的土地和103亿雷亚尔的贷款，安置了48.2万农户。1999年，巴西政府通过成立“土地银行”，由联邦政府向农民提供信贷用于购买农村地产，到2000年，这类信贷额高达2.67亿雷亚尔，1.56万家庭从27.6万公顷土地中受益。

从1997年开始，政府还实施家庭农业支持计划。通过支持农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农村公共道路、电力和电信、水利、勘探、仓库的建设等。在部分地区，也对农民购置农业机械予以支持，大体上农民和政府各出一半资金），农业信贷［给小规模农户提供低于商业贷款利率（17%）的贷款（2%～6%），对到期不能按时还贷的，还可以考虑延期］，以及免费对农民技术人员进行培训和免费提供各种病虫害防治技术资料等方式帮助广大农民脱贫。

2003年，卢拉政府将17个州的20.3万公顷没有耕种的土地分给了5500户家庭；在米纳斯吉拉斯、南里奥格兰德、阿克里和朗多尼亚等州设立6个土著居民居住区；重新启动东北部开发管理局；规定牛奶的最低价格；增加对玉米和高粱等农作物种植的资金支持；减少农村合作社的税额；鼓励私人银行向小农场和合作社提供贷款，等等。

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及农业经济的发展，不但使大批的贫困人口脱贫，而且还扩大了农产品的出口规模，进而改善了其国际收支，同时也为其经济建设积累了更多的资金。

（4）增加就业，改善民生

针对失业率高、劳动者素质不高的特点，巴西政府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特别是在提供就业机会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巴西政府于1999年10月颁布了《鼓励微小企业发展法》，对微小工商企业在雇工、交纳社会保障金、信贷和信贷利率、税收及场地租金等方面实行优惠政策。同时简化微小企业在登记、进出口等方面的手续，旨在鼓励失业人员开办企业。据2002年9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第5届国际微小私人企业论坛会上的资料显示，在之前的近10年来，巴西95%的新就业机会是由微小企业创造的。2001年巴西政府向微小企业提供了1.04亿雷亚尔的贷款，2002年又提供了1.2亿雷亚尔。

除此之外，巴西政府还鼓励非正规经济的发展，90年代以来，从事非正规经济的人口在全国就业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日益提高，而从事正规经济的劳动者在就业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则大幅度下降。据巴西地理统计局统计，1991年，在正规经济部门就业的人口占就业总人口的53.2%，从事非正规经济的人口占45.9%；2000年，前者占43.2%，后者上升到56%。

卢拉自2003年执政之后多次强调，消除饥饿是他执政的首要目标。2003年1月，卢拉启动了“零饥饿计划”，通过卢拉的努力，该计划得到了各政府部门的有力支持。据统计，为了推行“零饥饿计划”，自卢拉上任至2003年2月初，卢拉政府共削减了议会于2002年批准的80%的新投资项目。“零饥饿计划”也得到了大多数地方官员的支持。 2004年8月，政府又推出“巴西厨房计划”（Brazilian Kitchen），该计划也是“零饥饿计划”的一部分，旨在教育巴西人如何更好地利用食物，避免浪费。

虽然从经济社会表现上看，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90年代的中后期，巴西都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但是通过细致的研究分析不难发现，90年代之前的迷失和90年代的痛苦挣扎，其体制基础有根本不同。90年代之前十几年的低迷是在传统政府主导赶超模式之下的挣扎，90年代的艰难是疾风骤雨自由化跃进之后的矫枉过正所致。因此在分析巴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长期难以自拔的原因时，本文将分两个不同的阶段进行分析。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政府主导型赶超模式

政府主导型赶超模式与曾经的“巴西奇迹”

（1）二战后拉美赶超思潮的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不少民族国家，这些国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贫穷。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在追求国民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迫切需要经济学家提供对复杂现象的解释，急需使其政策得到理论指导。在这种条件下，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寻求贫困国家走出贫困的突破口和途径。因此，20世纪中叶以前，所有的发展理论所关注的都是工业化和经济增长问题。这些理论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富有是因为它们实现了工业化，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困是因为它们严重依赖农业，工业不发达，所以工业化是发展的前提。

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理论有保罗·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动”(Big Push)理论、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起飞论”)、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的“大繁荣”论，等等。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纷纷采取“增长第一”战略来发展本国经济，其主要特征是以政府为主导，大力推行工业化，谋求国民生产总值的迅速增长。

（2）巴西赶超模式与工业化的成功起飞

巴西的工业化起步于20世纪30年代，但真正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于迫切摆脱贫困的渴望，受当时经济发展思想的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巴西的经济发展战略就走上了追求工业化高速发展之路。

其指导思想主要表现为：以政府为主导，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经济发展优先，在产业发展中工业发展优先，在公平与效率方面牺牲公平保障效率。

为了追求经济建设的高速度、高指标，巴西政府一方面采取“先增长后分配”的发展战略，通过牺牲劳动者的利益，尽可能多地获取劳动者的劳动剩余，另一方面又采取“负债发展战略”，通过大举外债的方式融入国际资本，以便筹集所需的大量建设资金。

为了追求快速的更高层次的工业化，在产业发展上巴西实行了“非均衡发展战略”，忽视农业发展，片面追求工业发展。而且为了追求工业中战略性产业的快速发展，推行了“进口替代”和国企高度垄断的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战略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计划经济模式，因此也有学者称之为资本主义计划经济。

虽然从50年代到70年代，巴西政治结构经历过较大的震动（1964年民主政府被军人政府所取代），社会经济矛盾也一度较为突出，但是其经济发展模式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并且在军人政府的推动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这种发展模式在一定时期内是符合巴西当时国情的，也正是在这种发展模式之下，特别是经过50年代的发展，到60年代末巴西经济已初步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从70年代开始，巴西经济开始从一般消费品的生产阶段进入到了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生产阶段。

巴西经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创造了奇迹，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拉美之首，曾被认为20世纪除日本之外没有其他国家能够超越它。1968—1973年军政府执政时期巴西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巴西1957—1961年库比契克时期年平均增长8.7%的历史记录。正是由于这一时期经济的迅速增长，巴西经济由资本主义世界第十五位跃居第八位，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

从奇迹走向悲剧——传统模式弊端渐显 ，外部冲击加剧

随着经济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关系的不断复杂，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为追求高速度而积累起来的社会、经济问题不断加剧，传统模式的弊端逐渐暴露。

在巴西内部体制弊端逐渐显现的过程中，国际市场环境也出现了对其非常不利的冲击。作为当时的世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巴西的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了80%，1973年中东战争后石油价格的上涨沉重打击了巴西经济。1973—1974年，石油价格增长了4倍，这样巴西石油进口额从1973年的62亿美元上升到了1974年的126亿美元，对外贸易也由前一年的略有盈余转变为1974年的赤字4.7亿美元。

石油价格不断上涨不但从能源成本的角度直接冲击着巴西经济，而且石油价格持续上涨所造成的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陷入滞胀泥潭，进而引起的美欧收紧货币政策所造成国际融资成本骤升，也沉重地打击了巴西的举债发展模式（1981年欧洲和纽约基本利率上升到16%以上，之后纽约市场基本利率一度达到21.5%，巴西巨额外债的还本付息压力骤然增加）。

在能源与资金成本不断攀升的冲击与侵蚀之下，在传统模式庇护之下发展起来的本就缺乏市场竞争力的巴西经济很快陷入困境，奇迹时代也就此终结。从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以来，巴西传统发展模式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之前所积累的社会经济矛盾开始爆发，经济增速明显放缓，1973—1980年增速为4.26%，1980—1990年经济出现负增长，平均复合增长率为-0.54%。在经济增速显著下滑的过程中，由于巴西政府经济政策失当，还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74—1978年通货膨胀率平均为37.9%。

随着巴西经济形势的日渐颓废，以及墨西哥等国发生债务违约对国际债券人信心的冲击，到1982年年底国际上主要的商业银行停止向巴西提供贷款，巴西被看作墨西哥债务危机之后风险最大的借贷场所。巴西这个曾经的拉美明珠逐渐沦落为拉美的劣等生。在论及巴西“失去10年”的时候，巴西经济奇迹之父、前联邦财政部长德尔劳·内托也认为：“巴西的问题在于政府。”

从奇迹到悲剧形成机制之一：“进口替代与负债发展”战略致使经济发展陷入死循环

为了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加速本国的工业化进程，巴西政府一方面大举外债以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一方面对国内战略性产业和企业推行高度的保护战略。“负债发展战略”和“进口替代战略”在一定阶段内对巴西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但对这些战略长期地、过度地依赖也使得巴西的债台高筑，赤字和通货膨胀异常严重。债务危机的逼迫、赤字和通货膨胀的持续恶化使巴西的社会投资率不断下滑，进而造成经济发展不断减速，最终出现长期停滞不前。

（1）高度保护之下的“进口替代战略”致使经济丧失自生能力

为了快速缩小与发达国家在主要产业技术方面的差距，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巴西就提出了旨在保护本国重点扶植行业和企业快速发展的“进口替代战略”，并且为了保护政府扶植的项目，除了对外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以外，对内也严格限制民间资本的进入。

到了五六十年代，巴西高度保护之下的制造业已经越来越具有技术密集性和资本密集性的特点；到了六七十年代，巴西进口替代工业进一步深化、升级，其工业化由一般的进口替代转向耐用消费品、中间产品和资本产品的进口替代。此类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复杂的技术和巨额的投资，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与支持才能维持其产业的生存和发展。虽然巴西政府通过负债发展战略大举借债获得了大量的建设资金，但是所需要的国内相应配套资金也构成了巴西财政的沉重负担。

由于长期实行隔断国际竞争，过度保护的政策严重影响了国内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使巴西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的激烈国际竞争中日益走向衰落。巴西国民生产总值的30%是由国有企业提供的，高度保护造成企业经营效率低下，亏损严重，政府不但难以从这些部门获得财政收入，而且还要对其进行大规模的补贴，每年政府提供给这些部门的补贴约占财政支出的22%，成为政府财政的沉重负担。

在高度保护之下建立起来的工业体系成了扶不起的阿斗，靠不断的财政扶植来维持没有自生能力的经济体系的运转注定走向崩溃。在这种脆弱的状态之下，国际市场一旦有所风吹草动，国内众多企业都会受到生与死的挑战。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导致油价上升数倍，对于严重依赖石油进口且国内经济体系严重缺乏自生能力的巴西来讲无疑是致命打击。

（2）“负债发展战略”既助巴西登上奇迹之巅，也把巴西推向危机深渊

资金不足是所有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负债发展理论的核心是借助国际资金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在具体应用这一理论过程中，巴西对这一理论予以发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那就是有“奇迹之父”之称的德尔芬·内托所提出的“结”理论。他认为巴西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是国内积累不足，要打开资金缺乏这个“结”，就要向国外借贷，通过大规模的借贷来打破巴西经济建设资金不足的困局，使巴西经济与国际经济融为一体。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负债发展战略”使巴西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对负债发展的风险认识不够，对外债的过度依赖也给巴西经济此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隐患。在1968—1978年的10年间，巴西外债总额由33.72亿美元上升到435.11亿美元，增长了10.9倍。外债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1.4%上升到22.8%；外债本息占商品和劳务出口总额的比重由33%上升到63%。据统计，1968—1973年间，外债占巴西生产性投资的25%（其中制造业占40%，基础设施占20%，公私金融中介机构占20%，公共直接管理部门占10%）；1974—1978年间，巴西年均投资率占GDP的38%，其生产性投资中外国信贷占30%。

在大举借债的同时，巴西在对外债的使用上也不够合理，大量的外债投向了缺乏效率、没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或是一些建设周期长、盈利能力差，且又不能直接创造外汇的公路、水电和核能等基础设施建设。这种不当的使用导致外债越积越多，偿债越来越困难。

在经济缺乏自生能力情况之下的大举借债本身就是一个不可持续之计，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和国际资本市场利率的持续走高，更是把巴西经济一步步推向危局。实际上在70年代中期以后，巴西已经进入了借新债还旧债的难以为继的恶性循环之中。到1982年巴西外债总额达701亿美元，国际储备却只有40亿美元，庞大的外债让巴西不堪重负，其国际地位受到了很大削弱，被人戏称为“永远的潜力大国”。到1989年巴西的累计外债高达1111亿美元，为发展中国家负债之最，同年的还本付息额为159.8亿美元，占出口收入比重的55%，远超过国际公认的20%的负债率“警戒线”。

严重的债务负担使新建设资金的筹措越发困难，持续飙升的石油价格也使羸弱的巴西经济难以适应，使依赖高投入、高保护、高举债所铸就的经济高速增长奇迹难以为继，并最终陷入危机的深渊。

巴西圣保罗大学席瓦尔教授的研究也表明，巴西经济当时出现滑坡的最大原因是政府过于依赖巨额外债。

（3）不切实际的狂热赶超加剧经济危机

前面已经分析，追求赶超的发展模式注定是不能长久持续的，唯有在合适之时适时退出才是明智之举。然而出于对经济高速增长的渴望，基于以往政府主导赶超模式成功的自信，在经济已经显现体制弊端之际，巴西政府采取的是强化干预，加速了扩张之举。

即便财政困境已经非常严重，外部环境出现恶化，为了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巴西政府仍然不断地提出庞大的扩张计划。例如，虽然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使巴西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是面对国际环境的变化，巴西依然在1974至1978年间推出了一项膨胀性政策，以大量国外贷款作为支持，推行雄心勃勃的重工业投资计划以替代进口。在第二次石油危机发生后，由于生产成本的上升，大批企业的利润显著下降，甚至发生大规模的亏损，微观层面的恶化使巴西的财政困境陡然加剧，虽然巴西也曾一度降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以便与通货膨胀、债务困境做斗争，然而其后不久却再度实行了扩张性的宏观政策，继续实行盖泽尔政府（1974—1979年）提出的使巴西成为一个骤然兴起的大国计划。

巴西政府这种为了追求高速度、高指标，而不顾自身承受能力地进行大规模投资扩张，既导致了难以偿还的债务危机，也导致了严重的财政赤字。为了弥补高额的财政赤字，除了强制性地向国民发行国库券，巴西中央财政还与中央银行相串通，大量发行货币，使巴西的通货膨胀率长期居高不下。并且，大量举借的外债也产生了大量的外汇占款，对于高企的通货膨胀率更是产生了火上浇油的效果。1967年巴西的通货膨胀率为24.50%；到1979年通货膨胀率达到了77.2%，到了1980年已高达110%，1981年为97%，1982年为99.7%，1985年巴西的通货膨胀率达到235.1%，1986年达到400%，到1989年巴西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782%，致使整个经济体系陷入混乱与危机。

债台高筑、赤字高企和通货膨胀率长期居高不下且不断恶化的局面，使巴西经济建设的资金极端匮乏，社会投资环境不断恶化，导致社会投资率严重下降。1971—1980年的10年间，巴西的投资率平均为26.6%，1981—1990年的10年间平均为17.6%，其中政府对非金融企业的投资几乎逐年大幅下降。对石油、矿产、能源、港口、通信，以及钢铁等部门国有企业的投资率，1975年曾高达6.55%，1981年降至4.7%，1988年为2%。70年代中后期开工的工程项目大批停工，即使是以利用外资为主的工程，也因国内配套资金不足难逃厄运。

比如，在电力投资方面，70年代电力投资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到80年代后期降为0.3%，很多水电工程虽然已经接近完工，但由于后续资金不足而不得不长期拖延。在80年代，巴西政府对铁路建设的投资，平均每年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1%，仅为前一个10年的1/3，如此微薄的资金尚不足维持对现存铁路的维修，新铁路的建设就更无从谈起。

从奇迹到悲剧形成机制之二：“非均衡发展战略”致使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

为了追求快速的工业化，巴西政府在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方面，以及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发展方面采取了“非均衡发展战略”。即在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之间，巴西政府把主要精力都集中在了经济建设上；在不同产业的发展方面，巴西政府把主要的力量放在了工业的发展上，尤其放在了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上；在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处理上，巴西提出了“先增长，后分配”的指导思想，片面追求规模与速度，忽视了社会民生的改善。

这种“非均衡发展战略”和“先增长后分配”的指导思想，既造成了社会经济发展失衡，产业结构失衡，进而产生大量的结构性失业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滞后，也加剧了社会财富的倾斜式集聚，最终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同时也造成了巴西工业化的“早熟”。

（1）“重增长轻分配”致使贫富分化严重，社会购买力羸弱

当时的巴西长期盛行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在一定时期不具兼容性，必须首先实现经济增长，由此产生的财富扩大效应会使大多数人受益，从而也会使收入分配得到改善。

在创造经济奇迹期间，巴西的两位财政部部长西蒙森和德尔芬·内托都曾经明确提出了增长优先的理论。奇迹期间著名经济学家、财政部部长西蒙森认为，要避免相对贫困的怪圈，必须面对五个问题：积累、教育科技、人口爆炸、出口和管理合理化。由于巴西的投资率与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必须注重积累。他指出：“由衰退和半衰退阶段向加速发展阶段的过渡要求牺牲，因而必然产生财富的集中。”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同样是奇迹时期的财政部部长，并且有“奇迹之父”之称的德尔芬·内托对于增长与分配的关系提出了更为形象的“蛋糕”理论。“蛋糕”理论即“先增长，后分配”的理论，他强调要“不惜任何代价加速经济增长” “只有先将蛋糕做大，然后才能考虑合理分配”。

在这种发展思想的影响下，为了积累更多的资本以保障经济高速增长，政府采取限制工资增长的政策，以增加企业的利润和扩大企业资本积累。政府通过颁布法令规定最低工资的增长幅度，使工资增长幅度始终低于生活费用上涨幅度。

在这种“先增长，后分配”思想的指导下和倾斜式分配政策的作用下，必然会使社会收入差距扩大。据统计，1964—1974年（包括“经济奇迹”的年份）间，在巴西人总收益中，占巴西人口10%的最富有者获益75%，而占总人口50%的最贫穷人口则获益不到10%。从表3可以看出，在1960—1976年间，占总人口50%最贫穷的人口所占国民收入份额有所下降，也就是说巴西80%的人口在其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遭受到了收入下降的痛苦。

从表4可以发现，从1970到1990年间，最贫穷的20%人口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非常低，且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而最富有的1%却享有全国15%上下的收入，相当于全国较低收入的60%的收入总和。根据西尔维亚·安·休利特（Sylvia Ann Hewlett，1982）的研究，70年代巴西有54%的劳动个体及30%的家庭连最低工作薪金都无法赚取。东北部的皮奥伊州（Piaui）有90%的劳动者的收入低于最低薪资。在当时巴西的1亿人口中，约有500万人享受着相当于西欧的生活水平，另外的1500万人则享受着较为富裕的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其余的8000万人则成为拉丁美洲最为贫困的一个群体。

（2）“非均衡发展战略”与严重的经济、社会结构失衡

由于在经济建设中政府格外重视工业的发展，从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巴西工业增长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一直起带头作用，工业部门的领先发展，使巴西在1950年之后的30年间完成了向工业经济的过渡。

为了加快本国的工业化进程，巴西政府在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对产业结构的升级非常重视。从50年代起，巴西经济相继经历了非耐用消费发展阶段、耐用消费品发展阶段、资本品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阶段。为了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政府对于汽车、钢铁、航天、信息和原子能等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优先发展高度重视。

但是由于巴西政府把主要精力、财力都投入到了经济建设方面，而在社会事业的发展和人力资本的改善方面投入非常有限。例如，巴西联邦政府用于社会领域（学校、医院、公用事业等）的投资，1972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57%，1980年为2.24%，1984年为0.82%。由于政府在社会人力资本方面的投入微薄，进而在经济结构快速升级的过程中，巴西的人才（劳动力素质）却难以及时跟进。在社会消费能力有限、人才基础薄弱的条件下，仅靠政府的强力推进所达成的产业升级面临着生存基础与环境的考验，现代工业体系生存的脆弱性可想而知。

虽然以工业为主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取得了非常瞩目的成就，但是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产业结构失衡问题。由于政府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到了发展工业方面，而对农业的发展重视程度不够，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农村土地制度长期内没有得到改革，土地分配非常不均，3.5%的地主掌握了56%的可耕地，而40%的贫苦农民拥有的土地仅占总量的1%，另外还有大量的无地人口存在。这种土地高度集中的情况，一方面造成了地主有大量的土地闲置，另一方面大批的农民无地可种。这不仅严重抑制了农业的发展，使农业难以对工业化的发展产生支持，而且也使大量的少地农民长期处于严重的贫困状态，并且大量的无地人口被迫不断涌向城市。

而城市工业部门产业结构的快速升级，又使这些从农村大量流入城市的群体无法实现就业，而只能在一些非正规部门就业（非正规部门中就业的劳动力占工人百分比高达52%，即便按照占雇员的百分比来看也很高，大约占30%）或是完全失业。而在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方面，“非均衡发展战略”使得社会事业发展水平落后，又不能为这些在非正规部门就业或完全失业的人口提供必要的保障，于是，这些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和完全失业的大量人口生活极端贫困，只能聚集在贫民窟中。

小结

和其他的发展中经济体相似，在工业化的起飞阶段，政府依靠自身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所推进的工业化建设成效显著，但是随着工业化体系的日渐完备，经济体系中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日益复杂，之前那种以政府为资源配置主导的模式弊端就逐渐显露出来。

为了追求快速的工业化，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巴西所实施的“进口替代”“负债发展”“非均衡发展”“先增长后分配”等一系列战略设计，在工业化初级的起飞阶段成效显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巴西奇迹，但是也孕育了严峻的经济与社会风险。

一系列加速战略实施，使得相对先进的工业体系缺乏与之相匹配的社会与经济基础，整个经济系统自生能力很差，需要政府财政持续地输血。而随着外部挑战的增加和国家债务的持续膨胀，这种模式最终走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经济社会发展走入困境成为一种必然。

90年代——自由化“跃进”产生的矫枉过正

面对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困境，进入80年代后期，巴西政府开始进行政策调整，然而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与推动之下，巴西的市场化改革又走向了过度的自由化、激进化，进而对其经济发展产生了矫枉过正的影响。一系列失误或不当的经济政策不但没有使经济走出停滞不前的困境，反而还使一些社会问题更加突出。于是，整个90年代的经济表现也并不令人满意，平均增长率为1.07%。

巴西经济体制与社会思潮的市场化、自由化跃进

（1）久陷困境巴西人心思变

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巴西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日益暴露出严重的缺陷。巨额财政补贴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国家对经济的过分干预又束缚了企业的手脚，过度的保护造成企业产品质次价高，进而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80年代，在巴西依旧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找不到出路而苦苦挣扎之际，以市场化为基础、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迅猛，令世界瞩目；在英国与美国，政府重新强化市场基础性地位的自由化改革也成效显著，英国经济重新焕发了生机，美国走出了困扰其近10年的滞胀泥潭。

不同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强烈反差，与巴西在传统模式之下屡次尝试的失败，使巴西人逐渐认识到，进口替代模式已成为其经济发展的障碍和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只有变换经济发展模式，才能走出困境，这逐渐成为巴西各界人士的共识。

在总结东亚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巴西于80年代末提出了“竞争性参与世界经济”的战略，开始对传统的进口替代模式提出挑战。

（2）IMF对巴西市场化跃进推波助澜

80年代拉美与东欧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普遍深陷困境，而东亚的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的成功，和实行自由化改革的英国、美国经济发展重现活力，使得经济理论界开始检讨政府主导型的或计划经济模式的弊端，倡导市场化、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学说得到理论界的认可，相关政策主张在国际社会迅速传播。“华盛顿共识”即是这一时期社会思潮与政策主张的产物。

对于巴西而言，除了社会各界对传统模式的反思和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主动接受以外，由美、英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以提供贷款的附加条款的方式向巴西兜售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也是推动其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为了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以维持其借新债还旧债的困境，像其他的拉美兄弟一样，巴西政府也被迫接受了很多“华盛顿共识”的内容。

（3）科洛尔改革

在主动学习与被动接受的双重推动下，巴西经济发展思想与政策迅速地向市场化、自由化跃进。1990年科洛尔上台之后，一方面为了克服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对巴西经济发展的束缚，一方面为了满足获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而要承担的经济自由化改革的附加条款，科洛尔大刀阔斧地调整了巴西经济发展战略，采取了开放市场、吸引外资、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国有企业私有化等措施，为实行外向型经济扫清了障碍。

科洛尔之后的佛朗哥政府、卡多佐政府以及卢拉政府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也都坚持了继续进行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政策，沿袭半个多世纪的“进口替代战略”被彻底放弃，巴西经济发展模式步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不但在90年代执政的几任总统都对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有着比较坚定的态度，而且越来越多的有着欧美留学背景的社会精英们进入了政府经济决策班子中，这些海归们大都毕业于美国和欧洲的名校，并都在国外进行过欧美主流经济理论的研究，而且较多接受了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因此在制定改革政策和措施时自然习惯于引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并且容易深信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政策可以解决巴西当时的问题。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照搬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与政策的倾向，在对本国国情缺乏了解的情况下，对国内学者和企业界人士提出的一些主张发展的经济理论不屑一顾。

在当时，除了以总统为核心的政府团队深受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之外，新自由主义思想在巴西国会中也迅速扩张。罗德里格斯（Rodrigues）和鲁亚（Rua）分别在1987年和1995年针对国会议员所做的调查报告显示，9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支持者已较1987年多出3倍，且这些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支持者分散在各个政党中。罗德里格斯和鲍尔分别在1987年和1997年针对巴西国会议员的调查结果如表5所示。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自认为是自由派的议员和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的议员的比例由1987年的2∶1增加到了1997年的7∶1,且自认为是自由派的人数已超过半数，反观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的人数则减少到了10%以下。可见，在90年代巴西的整个政治上层建筑中都弥漫着浓厚的新自由主义气息。

激进改革对既有的经济体系形成致命冲击

巴西政府这种市场化、自由化的改革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也为后来成长为“金砖四国”打下了基础，但是这种从传统的进口替代一下跃进到自由主义，尤其是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新自由主义的药方，却存在着对经济发展模式矫枉过正的情况，带有很大的负面效应。这一点和俄罗斯的情况较为相似。

（1）贸易自由化与国企私有化改革，使孱弱的国内经济遭遇洪水猛兽般冲击

从1988年起巴西政府就开始逐渐减弱对国内生产商的保护，1988年和1989年推行的两项改革使平均进口关税由51%降到了35%，到了1990年政府又扫清了大部分零关税的障碍。1992年10月，进口计算机产品的禁令也被取消。消减关税计划之后的开放又把平均进口关税逐渐由1990年的33.2%降到了1993年年中的14.9%。

消减关税计划在耐用消费品方面的推进速度也非常快，耐用消费品的关税率降低了66%，并且取消了进口商品清单，使得被禁止了十多年的众多国外商品重新大量涌入。从图31中可以看出，从80年代末开始巴西的进口关税呈现快速的下降态势。

出口方面，尤其是从科洛尔上台的1990年开始，出口津贴制度全部被废止，出口激励政策也快速减弱（1981—1984年间出口奖励金额占GDP的比重为3.1%，但是1990—1991年所占的比重就下降到了1.3%）。

在经济实行自由化的“跃进”之后，国家开始减少对巴西企业的市场保护，国有企业陆续实行了私有化改革。由于长期以来处在高度保护之下的国内企业缺乏国际竞争能力，无力同国际企业竞争，从保护状态突然“跃进”到完全竞争的状态，导致大批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倒闭，同时没有倒闭的企业为了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开始广泛应用国际上最新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导致大批企业开始努力降低成本，大量精简职工，失业率也因此大幅上升。巴西的失业率从80年代的3%～4%上升到90年代末的8%～9%；同期失业人员由250万人上升到760万～800万人。

（2）僵化的宏观政策对困难局势雪上加霜

“保持财政收支平衡”“拍卖国有企业、减少国家干预”是在“华盛顿共识”思想指导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巴西开出的药方，明确要求巴西每年必须取得占国内生产总值一定比例的财政盈余。

为了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巴西政府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压缩各种财政开支，来实现财政盈余，一方面又快速地推进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放弃了国家对重要经济部门的调控和建设。在国内经济遭遇外部洪水猛兽般冲击之际，政府不但没有加大对经济社会的救援力度，反而采取了切断输血的残忍举措，这对习惯于政府保护、依赖于政府扶植的众多羸弱的国内企业来讲无疑是腹背受敌。

在经济增长长期停滞、社会问题突出的时期，巴西政府为了追求财政收支平衡而多次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这与其追求经济发展的目标无疑是南辕北辙，政策效果可想而知。

保持国内金融市场与汇率政策的稳定是“华盛顿共识”的基本观点之一。

为了引进外资和防止资金外流，以实现汇率稳定，从而达到稳定经济的目的，巴西政府按照西方经典经济理论提出的标准模式，采取了高利率政策。1995—1998年期间，巴西银行的基准利率分别提高到53%、27%、24%和28%，扣除通货膨胀因素，每年的实际利率分别达到38%、18%、17%和27%，这在发展中国家是最高的。

在汇率政策方面，为了维持国外投资者对雷亚尔的信心，巴西采用紧盯美元为主的管理浮动汇率政策，同时为了促进进口以便使国内市场供应充足以稳定市场，并逼迫企业努力降低成本同外国产品竞争，巴西政府还主动实施了高估本币币值的汇率政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雷亚尔被严重高估，一度被高估达50%）。

高利率政策虽然在短期内稳定了汇率，大量外资也被吸引到巴西金融市场，但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非常明显。一方面，高利率抑制了国内私人投资，造成经济增长放缓。1994年巴西经济增长率为5.85%，但1998年下降到0.15%，1999年经济增长率仅为0.82%。另一方面，高利率政策加重了巴西政府公共债务还本付息的负担。1994年，巴西的公共债务相当于GDP的13%，1999年，这一比重高达41%；1994年巴西的公共赤字相当于GDP的4%，1999年这一比重上升到了8%；此外，高利率还抑制了消费和投资，造成市场萎缩，失业率上升。

币值高估不但导致了巴西贸易逆差情况严重，出口竞争力大减，而且也使雷亚尔成为国际投机者的炒作目标，为日后的经济波动埋下了隐患。另外，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开放，使得国际投机资本可以自由出入，增加了本国金融市场管理的难度，也给世纪之交的两次危机埋下了伏笔。

为何选择巴西作为案例剖析对象

除了拉美之外，亚洲的一些国家在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不顺利的典型。如菲律宾 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 1123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这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还有一些国家的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如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到2008年仅达到8209美元。

在众多的成功与失败的案例中，我们之所以选择巴西作为前车之鉴的剖析对象是基于以下的考虑：

一方面是考虑到在这些国家中巴西是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经济体，选择体量较大的个体进行剖析对于已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来讲更具可比性。但之所以没有选择体量更大的日本是因为我们以往已经对日本的经济发展历史做了较多、较为详细的研究，而相比较而言，国内研究巴西的还相对较少，国人对其了解还远不及对日本的了解。并且与日本相比，巴西在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更为坎坷，除了可以借鉴其成功的经验之外，还可以给我们一份的提醒与告诫，这一点是经济发展较为顺利的日本所不具备的。

另一方面，巴西在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一次较为深刻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体制转型，转型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更值得做深入的挖掘，这是东亚成功穿越陷阱的国家所不具备的历史背景。并且和其他的拉美国家相比，巴西除了经济体量更大之外，经历体制转型之后经济发展的成就也更为显著。

巴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时的特征表现

特征之一：经济增长停滞

巴西的工业化起步于20世纪30年代，但真正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1956—1961年库比契克执政时期，巴西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8.7%，而在1968—1973年军政府执政时期，巴西国内生产总值历年分别增长11.4%、9.7%、8.8%、11.3%、12.1%、14.0%，创造了历史记录，巴西经济由资本主义世界的第十五位跃居至第八位，被誉为“巴西的奇迹”，它是在20世纪除日本外没有国家能超越的。

但到了80年代，由于自身发展过程中积累矛盾的不断深化，国际环境恶化的冲击以及经济政策的失误，巴西经济陷入了重重困难之中，1980—1990年经济出现负增长，平均复合增长率为-0.54%。90年代巴西政府积极进行政策调整，但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积极的政策调整出现了矫枉过正的情形，再加上国际经济危机的频繁冲击，整个90年代的经济表现也不能令人满意，平均增长率为1.07%，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拉美平均水平。

巴西这个六七十年代拉美经济的领头羊，沦落为拉美经济的劣等生。

特征之二：贫富分化严重

20世纪70年代以来，巴西的收入差距迅速上升，贫富分化问题非常严重，每月收入低于30雷亚尔的赤贫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重持续上升，基尼系数一直远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水平，其程度远甚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从表1可以发现，从1960年到1990年，最贫穷的20%的人口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非常低，且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而最富有的1%却享有全国15%上下的收入，相当于全国较低收入的60%的收入总和。

由于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巴西城市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贫民窟，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增长以及社会治安等。据统计，在全国1.74亿人口中，有5400万人（占31%）处于贫困状态；1/3的城市居民居住在“法维拉”（Favela，贫民窟）。

特征之三：政治腐败、经济紊乱

在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下，政府对经济的发展起主导作用，政府手中掌握着较大的权力和资源，在缺乏民主监督的情况下，腐败的滋生也就难以避免。

而实际上巴西政府官员贪污受贿达到了近乎横征暴敛的程度。政治的腐败与利益集团间的利益纷争也使得巴西的政治制度与经济政策动荡多变。不同利益群体的斗争造成党派林立，新党不断出现（截至1992年5月统计，有40余个政党），但有权威的政党却长期未能形成。

在经济决策方面，代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党派之间冲突严重，使得政府政策多变且执行不力。例如，5年内由3届政府提出了6次紧缩政府开支的计划，4次冻结存款、工资和物价，3次变更货币。这种政策的多变和粗暴，进一步导致巴西经济深陷滞涨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政治的腐败与混乱催生了十分猖獗的地下经济，偷税漏税等地下经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40%，被称为世界上的逃税天堂。对于高额的政府赤字，中央财政与中央银行相互贯通，不断以滥发货币填补财政亏空，从而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并久治不愈。1967年巴西的通货膨胀率为24.50%，到1979年通货膨胀率达到了77.2%，到了1980年已高达110%，1981年为97%，1982年为99.7%，1985年巴西的通货膨胀率达到235.1%，到1989年巴西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782%。腐败的政治环境与混乱的经济环境使巴西的前景一片黑暗，绝大部分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何谓“中等收入陷阱”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界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定义，大致可以概括为：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对于其主要的表现特征，《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从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10个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从工业化的发展历史来看，新兴市场国家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 3000美元附近时，快速发展过程中积聚的矛盾会集中爆发，使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一种临界状态。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出现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闯关“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的成功者与落难者

“东亚奇迹”——东亚诸国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 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拉美化”——拉美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上的群体沦陷

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

20世纪70年代，拉美地区经济曾出现过一段快速发展期，拉美大部分地区已经达到人均GDP1000美元；进入80年代，由于经济体系失衡与政府管理不善，拉美经济发展开始停滞，增长平均徘徊在人均3000美元左右，同时还伴生着严重的社会动荡以及经济危机，比如阿根廷危机、巴西危机以及墨西哥危机等，这一现象被称为“拉美化”。

学者们对“拉美化”这个概念有着许多不同的理解，例如有人从政府政策出发，认为政府政策失位和失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却没有同时处理好各种社会矛盾，从而导致一系列后果；也有人从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分析，认为“外资主导型”投资道路的内生缺点导致以上提到的这些现象产生。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同样没有明确地界定“拉美化”或“拉美病”的概念，只是笼统地谈论拉美国家遇到的各种问题，如贫富悬殊扩大、腐败严重、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社会治安恶化、城市人口过多、地下经济泛滥、对外资依赖性强、金融危机频繁和政局不稳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