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西奇迹” 到“中等收入陷阱” ——原因与教训

虽然从经济社会表现上看，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90年代的中后期，巴西都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但是通过细致的研究分析不难发现，90年代之前的迷失和90年代的痛苦挣扎，其体制基础有根本不同。90年代之前十几年的低迷是在传统政府主导赶超模式之下的挣扎，90年代的艰难是疾风骤雨自由化跃进之后的矫枉过正所致。因此在分析巴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长期难以自拔的原因时，本文将分两个不同的阶段进行分析。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政府主导型赶超模式

政府主导型赶超模式与曾经的“巴西奇迹”

（1）二战后拉美赶超思潮的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不少民族国家，这些国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贫穷。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在追求国民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迫切需要经济学家提供对复杂现象的解释，急需使其政策得到理论指导。在这种条件下，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寻求贫困国家走出贫困的突破口和途径。因此，20世纪中叶以前，所有的发展理论所关注的都是工业化和经济增长问题。这些理论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富有是因为它们实现了工业化，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困是因为它们严重依赖农业，工业不发达，所以工业化是发展的前提。

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理论有保罗·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动”(Big Push)理论、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起飞论”)、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的“大繁荣”论，等等。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纷纷采取“增长第一”战略来发展本国经济，其主要特征是以政府为主导，大力推行工业化，谋求国民生产总值的迅速增长。

（2）巴西赶超模式与工业化的成功起飞

巴西的工业化起步于20世纪30年代，但真正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于迫切摆脱贫困的渴望，受当时经济发展思想的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巴西的经济发展战略就走上了追求工业化高速发展之路。

其指导思想主要表现为：以政府为主导，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经济发展优先，在产业发展中工业发展优先，在公平与效率方面牺牲公平保障效率。

为了追求经济建设的高速度、高指标，巴西政府一方面采取“先增长后分配”的发展战略，通过牺牲劳动者的利益，尽可能多地获取劳动者的劳动剩余，另一方面又采取“负债发展战略”，通过大举外债的方式融入国际资本，以便筹集所需的大量建设资金。

为了追求快速的更高层次的工业化，在产业发展上巴西实行了“非均衡发展战略”，忽视农业发展，片面追求工业发展。而且为了追求工业中战略性产业的快速发展，推行了“进口替代”和国企高度垄断的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战略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计划经济模式，因此也有学者称之为资本主义计划经济。

虽然从50年代到70年代，巴西政治结构经历过较大的震动（1964年民主政府被军人政府所取代），社会经济矛盾也一度较为突出，但是其经济发展模式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并且在军人政府的推动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这种发展模式在一定时期内是符合巴西当时国情的，也正是在这种发展模式之下，特别是经过50年代的发展，到60年代末巴西经济已初步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从70年代开始，巴西经济开始从一般消费品的生产阶段进入到了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生产阶段。

巴西经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创造了奇迹，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拉美之首，曾被认为20世纪除日本之外没有其他国家能够超越它。1968—1973年军政府执政时期巴西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巴西1957—1961年库比契克时期年平均增长8.7%的历史记录。正是由于这一时期经济的迅速增长，巴西经济由资本主义世界第十五位跃居第八位，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

从奇迹走向悲剧——传统模式弊端渐显 ，外部冲击加剧

随着经济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关系的不断复杂，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为追求高速度而积累起来的社会、经济问题不断加剧，传统模式的弊端逐渐暴露。

在巴西内部体制弊端逐渐显现的过程中，国际市场环境也出现了对其非常不利的冲击。作为当时的世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巴西的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了80%，1973年中东战争后石油价格的上涨沉重打击了巴西经济。1973—1974年，石油价格增长了4倍，这样巴西石油进口额从1973年的62亿美元上升到了1974年的126亿美元，对外贸易也由前一年的略有盈余转变为1974年的赤字4.7亿美元。

石油价格不断上涨不但从能源成本的角度直接冲击着巴西经济，而且石油价格持续上涨所造成的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陷入滞胀泥潭，进而引起的美欧收紧货币政策所造成国际融资成本骤升，也沉重地打击了巴西的举债发展模式（1981年欧洲和纽约基本利率上升到16%以上，之后纽约市场基本利率一度达到21.5%，巴西巨额外债的还本付息压力骤然增加）。

在能源与资金成本不断攀升的冲击与侵蚀之下，在传统模式庇护之下发展起来的本就缺乏市场竞争力的巴西经济很快陷入困境，奇迹时代也就此终结。从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以来，巴西传统发展模式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之前所积累的社会经济矛盾开始爆发，经济增速明显放缓，1973—1980年增速为4.26%，1980—1990年经济出现负增长，平均复合增长率为-0.54%。在经济增速显著下滑的过程中，由于巴西政府经济政策失当，还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74—1978年通货膨胀率平均为37.9%。

随着巴西经济形势的日渐颓废，以及墨西哥等国发生债务违约对国际债券人信心的冲击，到1982年年底国际上主要的商业银行停止向巴西提供贷款，巴西被看作墨西哥债务危机之后风险最大的借贷场所。巴西这个曾经的拉美明珠逐渐沦落为拉美的劣等生。在论及巴西“失去10年”的时候，巴西经济奇迹之父、前联邦财政部长德尔劳·内托也认为：“巴西的问题在于政府。”

从奇迹到悲剧形成机制之一：“进口替代与负债发展”战略致使经济发展陷入死循环

为了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加速本国的工业化进程，巴西政府一方面大举外债以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一方面对国内战略性产业和企业推行高度的保护战略。“负债发展战略”和“进口替代战略”在一定阶段内对巴西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但对这些战略长期地、过度地依赖也使得巴西的债台高筑，赤字和通货膨胀异常严重。债务危机的逼迫、赤字和通货膨胀的持续恶化使巴西的社会投资率不断下滑，进而造成经济发展不断减速，最终出现长期停滞不前。

（1）高度保护之下的“进口替代战略”致使经济丧失自生能力

为了快速缩小与发达国家在主要产业技术方面的差距，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巴西就提出了旨在保护本国重点扶植行业和企业快速发展的“进口替代战略”，并且为了保护政府扶植的项目，除了对外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以外，对内也严格限制民间资本的进入。

到了五六十年代，巴西高度保护之下的制造业已经越来越具有技术密集性和资本密集性的特点；到了六七十年代，巴西进口替代工业进一步深化、升级，其工业化由一般的进口替代转向耐用消费品、中间产品和资本产品的进口替代。此类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复杂的技术和巨额的投资，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与支持才能维持其产业的生存和发展。虽然巴西政府通过负债发展战略大举借债获得了大量的建设资金，但是所需要的国内相应配套资金也构成了巴西财政的沉重负担。

由于长期实行隔断国际竞争，过度保护的政策严重影响了国内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使巴西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的激烈国际竞争中日益走向衰落。巴西国民生产总值的30%是由国有企业提供的，高度保护造成企业经营效率低下，亏损严重，政府不但难以从这些部门获得财政收入，而且还要对其进行大规模的补贴，每年政府提供给这些部门的补贴约占财政支出的22%，成为政府财政的沉重负担。

在高度保护之下建立起来的工业体系成了扶不起的阿斗，靠不断的财政扶植来维持没有自生能力的经济体系的运转注定走向崩溃。在这种脆弱的状态之下，国际市场一旦有所风吹草动，国内众多企业都会受到生与死的挑战。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导致油价上升数倍，对于严重依赖石油进口且国内经济体系严重缺乏自生能力的巴西来讲无疑是致命打击。

（2）“负债发展战略”既助巴西登上奇迹之巅，也把巴西推向危机深渊

资金不足是所有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负债发展理论的核心是借助国际资金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在具体应用这一理论过程中，巴西对这一理论予以发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那就是有“奇迹之父”之称的德尔芬·内托所提出的“结”理论。他认为巴西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是国内积累不足，要打开资金缺乏这个“结”，就要向国外借贷，通过大规模的借贷来打破巴西经济建设资金不足的困局，使巴西经济与国际经济融为一体。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负债发展战略”使巴西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对负债发展的风险认识不够，对外债的过度依赖也给巴西经济此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隐患。在1968—1978年的10年间，巴西外债总额由33.72亿美元上升到435.11亿美元，增长了10.9倍。外债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1.4%上升到22.8%；外债本息占商品和劳务出口总额的比重由33%上升到63%。据统计，1968—1973年间，外债占巴西生产性投资的25%（其中制造业占40%，基础设施占20%，公私金融中介机构占20%，公共直接管理部门占10%）；1974—1978年间，巴西年均投资率占GDP的38%，其生产性投资中外国信贷占30%。

在大举借债的同时，巴西在对外债的使用上也不够合理，大量的外债投向了缺乏效率、没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或是一些建设周期长、盈利能力差，且又不能直接创造外汇的公路、水电和核能等基础设施建设。这种不当的使用导致外债越积越多，偿债越来越困难。

在经济缺乏自生能力情况之下的大举借债本身就是一个不可持续之计，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和国际资本市场利率的持续走高，更是把巴西经济一步步推向危局。实际上在70年代中期以后，巴西已经进入了借新债还旧债的难以为继的恶性循环之中。到1982年巴西外债总额达701亿美元，国际储备却只有40亿美元，庞大的外债让巴西不堪重负，其国际地位受到了很大削弱，被人戏称为“永远的潜力大国”。到1989年巴西的累计外债高达1111亿美元，为发展中国家负债之最，同年的还本付息额为159.8亿美元，占出口收入比重的55%，远超过国际公认的20%的负债率“警戒线”。

严重的债务负担使新建设资金的筹措越发困难，持续飙升的石油价格也使羸弱的巴西经济难以适应，使依赖高投入、高保护、高举债所铸就的经济高速增长奇迹难以为继，并最终陷入危机的深渊。

巴西圣保罗大学席瓦尔教授的研究也表明，巴西经济当时出现滑坡的最大原因是政府过于依赖巨额外债。

（3）不切实际的狂热赶超加剧经济危机

前面已经分析，追求赶超的发展模式注定是不能长久持续的，唯有在合适之时适时退出才是明智之举。然而出于对经济高速增长的渴望，基于以往政府主导赶超模式成功的自信，在经济已经显现体制弊端之际，巴西政府采取的是强化干预，加速了扩张之举。

即便财政困境已经非常严重，外部环境出现恶化，为了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巴西政府仍然不断地提出庞大的扩张计划。例如，虽然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使巴西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是面对国际环境的变化，巴西依然在1974至1978年间推出了一项膨胀性政策，以大量国外贷款作为支持，推行雄心勃勃的重工业投资计划以替代进口。在第二次石油危机发生后，由于生产成本的上升，大批企业的利润显著下降，甚至发生大规模的亏损，微观层面的恶化使巴西的财政困境陡然加剧，虽然巴西也曾一度降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以便与通货膨胀、债务困境做斗争，然而其后不久却再度实行了扩张性的宏观政策，继续实行盖泽尔政府（1974—1979年）提出的使巴西成为一个骤然兴起的大国计划。

巴西政府这种为了追求高速度、高指标，而不顾自身承受能力地进行大规模投资扩张，既导致了难以偿还的债务危机，也导致了严重的财政赤字。为了弥补高额的财政赤字，除了强制性地向国民发行国库券，巴西中央财政还与中央银行相串通，大量发行货币，使巴西的通货膨胀率长期居高不下。并且，大量举借的外债也产生了大量的外汇占款，对于高企的通货膨胀率更是产生了火上浇油的效果。1967年巴西的通货膨胀率为24.50%；到1979年通货膨胀率达到了77.2%，到了1980年已高达110%，1981年为97%，1982年为99.7%，1985年巴西的通货膨胀率达到235.1%，1986年达到400%，到1989年巴西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782%，致使整个经济体系陷入混乱与危机。

债台高筑、赤字高企和通货膨胀率长期居高不下且不断恶化的局面，使巴西经济建设的资金极端匮乏，社会投资环境不断恶化，导致社会投资率严重下降。1971—1980年的10年间，巴西的投资率平均为26.6%，1981—1990年的10年间平均为17.6%，其中政府对非金融企业的投资几乎逐年大幅下降。对石油、矿产、能源、港口、通信，以及钢铁等部门国有企业的投资率，1975年曾高达6.55%，1981年降至4.7%，1988年为2%。70年代中后期开工的工程项目大批停工，即使是以利用外资为主的工程，也因国内配套资金不足难逃厄运。

比如，在电力投资方面，70年代电力投资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到80年代后期降为0.3%，很多水电工程虽然已经接近完工，但由于后续资金不足而不得不长期拖延。在80年代，巴西政府对铁路建设的投资，平均每年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1%，仅为前一个10年的1/3，如此微薄的资金尚不足维持对现存铁路的维修，新铁路的建设就更无从谈起。

从奇迹到悲剧形成机制之二：“非均衡发展战略”致使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

为了追求快速的工业化，巴西政府在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方面，以及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发展方面采取了“非均衡发展战略”。即在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之间，巴西政府把主要精力都集中在了经济建设上；在不同产业的发展方面，巴西政府把主要的力量放在了工业的发展上，尤其放在了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上；在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处理上，巴西提出了“先增长，后分配”的指导思想，片面追求规模与速度，忽视了社会民生的改善。

这种“非均衡发展战略”和“先增长后分配”的指导思想，既造成了社会经济发展失衡，产业结构失衡，进而产生大量的结构性失业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滞后，也加剧了社会财富的倾斜式集聚，最终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同时也造成了巴西工业化的“早熟”。

（1）“重增长轻分配”致使贫富分化严重，社会购买力羸弱

当时的巴西长期盛行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在一定时期不具兼容性，必须首先实现经济增长，由此产生的财富扩大效应会使大多数人受益，从而也会使收入分配得到改善。

在创造经济奇迹期间，巴西的两位财政部部长西蒙森和德尔芬·内托都曾经明确提出了增长优先的理论。奇迹期间著名经济学家、财政部部长西蒙森认为，要避免相对贫困的怪圈，必须面对五个问题：积累、教育科技、人口爆炸、出口和管理合理化。由于巴西的投资率与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必须注重积累。他指出：“由衰退和半衰退阶段向加速发展阶段的过渡要求牺牲，因而必然产生财富的集中。”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同样是奇迹时期的财政部部长，并且有“奇迹之父”之称的德尔芬·内托对于增长与分配的关系提出了更为形象的“蛋糕”理论。“蛋糕”理论即“先增长，后分配”的理论，他强调要“不惜任何代价加速经济增长” “只有先将蛋糕做大，然后才能考虑合理分配”。

在这种发展思想的影响下，为了积累更多的资本以保障经济高速增长，政府采取限制工资增长的政策，以增加企业的利润和扩大企业资本积累。政府通过颁布法令规定最低工资的增长幅度，使工资增长幅度始终低于生活费用上涨幅度。

在这种“先增长，后分配”思想的指导下和倾斜式分配政策的作用下，必然会使社会收入差距扩大。据统计，1964—1974年（包括“经济奇迹”的年份）间，在巴西人总收益中，占巴西人口10%的最富有者获益75%，而占总人口50%的最贫穷人口则获益不到10%。从表3可以看出，在1960—1976年间，占总人口50%最贫穷的人口所占国民收入份额有所下降，也就是说巴西80%的人口在其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遭受到了收入下降的痛苦。

从表4可以发现，从1970到1990年间，最贫穷的20%人口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非常低，且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而最富有的1%却享有全国15%上下的收入，相当于全国较低收入的60%的收入总和。根据西尔维亚·安·休利特（Sylvia Ann Hewlett，1982）的研究，70年代巴西有54%的劳动个体及30%的家庭连最低工作薪金都无法赚取。东北部的皮奥伊州（Piaui）有90%的劳动者的收入低于最低薪资。在当时巴西的1亿人口中，约有500万人享受着相当于西欧的生活水平，另外的1500万人则享受着较为富裕的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其余的8000万人则成为拉丁美洲最为贫困的一个群体。

（2）“非均衡发展战略”与严重的经济、社会结构失衡

由于在经济建设中政府格外重视工业的发展，从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巴西工业增长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一直起带头作用，工业部门的领先发展，使巴西在1950年之后的30年间完成了向工业经济的过渡。

为了加快本国的工业化进程，巴西政府在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对产业结构的升级非常重视。从50年代起，巴西经济相继经历了非耐用消费发展阶段、耐用消费品发展阶段、资本品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阶段。为了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政府对于汽车、钢铁、航天、信息和原子能等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优先发展高度重视。

但是由于巴西政府把主要精力、财力都投入到了经济建设方面，而在社会事业的发展和人力资本的改善方面投入非常有限。例如，巴西联邦政府用于社会领域（学校、医院、公用事业等）的投资，1972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57%，1980年为2.24%，1984年为0.82%。由于政府在社会人力资本方面的投入微薄，进而在经济结构快速升级的过程中，巴西的人才（劳动力素质）却难以及时跟进。在社会消费能力有限、人才基础薄弱的条件下，仅靠政府的强力推进所达成的产业升级面临着生存基础与环境的考验，现代工业体系生存的脆弱性可想而知。

虽然以工业为主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取得了非常瞩目的成就，但是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产业结构失衡问题。由于政府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到了发展工业方面，而对农业的发展重视程度不够，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农村土地制度长期内没有得到改革，土地分配非常不均，3.5%的地主掌握了56%的可耕地，而40%的贫苦农民拥有的土地仅占总量的1%，另外还有大量的无地人口存在。这种土地高度集中的情况，一方面造成了地主有大量的土地闲置，另一方面大批的农民无地可种。这不仅严重抑制了农业的发展，使农业难以对工业化的发展产生支持，而且也使大量的少地农民长期处于严重的贫困状态，并且大量的无地人口被迫不断涌向城市。

而城市工业部门产业结构的快速升级，又使这些从农村大量流入城市的群体无法实现就业，而只能在一些非正规部门就业（非正规部门中就业的劳动力占工人百分比高达52%，即便按照占雇员的百分比来看也很高，大约占30%）或是完全失业。而在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方面，“非均衡发展战略”使得社会事业发展水平落后，又不能为这些在非正规部门就业或完全失业的人口提供必要的保障，于是，这些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和完全失业的大量人口生活极端贫困，只能聚集在贫民窟中。

小结

和其他的发展中经济体相似，在工业化的起飞阶段，政府依靠自身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所推进的工业化建设成效显著，但是随着工业化体系的日渐完备，经济体系中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日益复杂，之前那种以政府为资源配置主导的模式弊端就逐渐显露出来。

为了追求快速的工业化，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巴西所实施的“进口替代”“负债发展”“非均衡发展”“先增长后分配”等一系列战略设计，在工业化初级的起飞阶段成效显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巴西奇迹，但是也孕育了严峻的经济与社会风险。

一系列加速战略实施，使得相对先进的工业体系缺乏与之相匹配的社会与经济基础，整个经济系统自生能力很差，需要政府财政持续地输血。而随着外部挑战的增加和国家债务的持续膨胀，这种模式最终走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经济社会发展走入困境成为一种必然。

90年代——自由化“跃进”产生的矫枉过正

面对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困境，进入80年代后期，巴西政府开始进行政策调整，然而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与推动之下，巴西的市场化改革又走向了过度的自由化、激进化，进而对其经济发展产生了矫枉过正的影响。一系列失误或不当的经济政策不但没有使经济走出停滞不前的困境，反而还使一些社会问题更加突出。于是，整个90年代的经济表现也并不令人满意，平均增长率为1.07%。

巴西经济体制与社会思潮的市场化、自由化跃进

（1）久陷困境巴西人心思变

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巴西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日益暴露出严重的缺陷。巨额财政补贴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国家对经济的过分干预又束缚了企业的手脚，过度的保护造成企业产品质次价高，进而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80年代，在巴西依旧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找不到出路而苦苦挣扎之际，以市场化为基础、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迅猛，令世界瞩目；在英国与美国，政府重新强化市场基础性地位的自由化改革也成效显著，英国经济重新焕发了生机，美国走出了困扰其近10年的滞胀泥潭。

不同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强烈反差，与巴西在传统模式之下屡次尝试的失败，使巴西人逐渐认识到，进口替代模式已成为其经济发展的障碍和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只有变换经济发展模式，才能走出困境，这逐渐成为巴西各界人士的共识。

在总结东亚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巴西于80年代末提出了“竞争性参与世界经济”的战略，开始对传统的进口替代模式提出挑战。

（2）IMF对巴西市场化跃进推波助澜

80年代拉美与东欧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普遍深陷困境，而东亚的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的成功，和实行自由化改革的英国、美国经济发展重现活力，使得经济理论界开始检讨政府主导型的或计划经济模式的弊端，倡导市场化、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学说得到理论界的认可，相关政策主张在国际社会迅速传播。“华盛顿共识”即是这一时期社会思潮与政策主张的产物。

对于巴西而言，除了社会各界对传统模式的反思和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主动接受以外，由美、英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以提供贷款的附加条款的方式向巴西兜售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也是推动其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为了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以维持其借新债还旧债的困境，像其他的拉美兄弟一样，巴西政府也被迫接受了很多“华盛顿共识”的内容。

（3）科洛尔改革

在主动学习与被动接受的双重推动下，巴西经济发展思想与政策迅速地向市场化、自由化跃进。1990年科洛尔上台之后，一方面为了克服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对巴西经济发展的束缚，一方面为了满足获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而要承担的经济自由化改革的附加条款，科洛尔大刀阔斧地调整了巴西经济发展战略，采取了开放市场、吸引外资、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国有企业私有化等措施，为实行外向型经济扫清了障碍。

科洛尔之后的佛朗哥政府、卡多佐政府以及卢拉政府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也都坚持了继续进行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政策，沿袭半个多世纪的“进口替代战略”被彻底放弃，巴西经济发展模式步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不但在90年代执政的几任总统都对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有着比较坚定的态度，而且越来越多的有着欧美留学背景的社会精英们进入了政府经济决策班子中，这些海归们大都毕业于美国和欧洲的名校，并都在国外进行过欧美主流经济理论的研究，而且较多接受了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因此在制定改革政策和措施时自然习惯于引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并且容易深信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政策可以解决巴西当时的问题。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照搬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与政策的倾向，在对本国国情缺乏了解的情况下，对国内学者和企业界人士提出的一些主张发展的经济理论不屑一顾。

在当时，除了以总统为核心的政府团队深受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之外，新自由主义思想在巴西国会中也迅速扩张。罗德里格斯（Rodrigues）和鲁亚（Rua）分别在1987年和1995年针对国会议员所做的调查报告显示，9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支持者已较1987年多出3倍，且这些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支持者分散在各个政党中。罗德里格斯和鲍尔分别在1987年和1997年针对巴西国会议员的调查结果如表5所示。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自认为是自由派的议员和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的议员的比例由1987年的2∶1增加到了1997年的7∶1,且自认为是自由派的人数已超过半数，反观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的人数则减少到了10%以下。可见，在90年代巴西的整个政治上层建筑中都弥漫着浓厚的新自由主义气息。

激进改革对既有的经济体系形成致命冲击

巴西政府这种市场化、自由化的改革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也为后来成长为“金砖四国”打下了基础，但是这种从传统的进口替代一下跃进到自由主义，尤其是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新自由主义的药方，却存在着对经济发展模式矫枉过正的情况，带有很大的负面效应。这一点和俄罗斯的情况较为相似。

（1）贸易自由化与国企私有化改革，使孱弱的国内经济遭遇洪水猛兽般冲击

从1988年起巴西政府就开始逐渐减弱对国内生产商的保护，1988年和1989年推行的两项改革使平均进口关税由51%降到了35%，到了1990年政府又扫清了大部分零关税的障碍。1992年10月，进口计算机产品的禁令也被取消。消减关税计划之后的开放又把平均进口关税逐渐由1990年的33.2%降到了1993年年中的14.9%。

消减关税计划在耐用消费品方面的推进速度也非常快，耐用消费品的关税率降低了66%，并且取消了进口商品清单，使得被禁止了十多年的众多国外商品重新大量涌入。从图31中可以看出，从80年代末开始巴西的进口关税呈现快速的下降态势。

出口方面，尤其是从科洛尔上台的1990年开始，出口津贴制度全部被废止，出口激励政策也快速减弱（1981—1984年间出口奖励金额占GDP的比重为3.1%，但是1990—1991年所占的比重就下降到了1.3%）。

在经济实行自由化的“跃进”之后，国家开始减少对巴西企业的市场保护，国有企业陆续实行了私有化改革。由于长期以来处在高度保护之下的国内企业缺乏国际竞争能力，无力同国际企业竞争，从保护状态突然“跃进”到完全竞争的状态，导致大批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倒闭，同时没有倒闭的企业为了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开始广泛应用国际上最新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导致大批企业开始努力降低成本，大量精简职工，失业率也因此大幅上升。巴西的失业率从80年代的3%～4%上升到90年代末的8%～9%；同期失业人员由250万人上升到760万～800万人。

（2）僵化的宏观政策对困难局势雪上加霜

“保持财政收支平衡”“拍卖国有企业、减少国家干预”是在“华盛顿共识”思想指导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巴西开出的药方，明确要求巴西每年必须取得占国内生产总值一定比例的财政盈余。

为了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巴西政府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压缩各种财政开支，来实现财政盈余，一方面又快速地推进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放弃了国家对重要经济部门的调控和建设。在国内经济遭遇外部洪水猛兽般冲击之际，政府不但没有加大对经济社会的救援力度，反而采取了切断输血的残忍举措，这对习惯于政府保护、依赖于政府扶植的众多羸弱的国内企业来讲无疑是腹背受敌。

在经济增长长期停滞、社会问题突出的时期，巴西政府为了追求财政收支平衡而多次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这与其追求经济发展的目标无疑是南辕北辙，政策效果可想而知。

保持国内金融市场与汇率政策的稳定是“华盛顿共识”的基本观点之一。

为了引进外资和防止资金外流，以实现汇率稳定，从而达到稳定经济的目的，巴西政府按照西方经典经济理论提出的标准模式，采取了高利率政策。1995—1998年期间，巴西银行的基准利率分别提高到53%、27%、24%和28%，扣除通货膨胀因素，每年的实际利率分别达到38%、18%、17%和27%，这在发展中国家是最高的。

在汇率政策方面，为了维持国外投资者对雷亚尔的信心，巴西采用紧盯美元为主的管理浮动汇率政策，同时为了促进进口以便使国内市场供应充足以稳定市场，并逼迫企业努力降低成本同外国产品竞争，巴西政府还主动实施了高估本币币值的汇率政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雷亚尔被严重高估，一度被高估达50%）。

高利率政策虽然在短期内稳定了汇率，大量外资也被吸引到巴西金融市场，但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非常明显。一方面，高利率抑制了国内私人投资，造成经济增长放缓。1994年巴西经济增长率为5.85%，但1998年下降到0.15%，1999年经济增长率仅为0.82%。另一方面，高利率政策加重了巴西政府公共债务还本付息的负担。1994年，巴西的公共债务相当于GDP的13%，1999年，这一比重高达41%；1994年巴西的公共赤字相当于GDP的4%，1999年这一比重上升到了8%；此外，高利率还抑制了消费和投资，造成市场萎缩，失业率上升。

币值高估不但导致了巴西贸易逆差情况严重，出口竞争力大减，而且也使雷亚尔成为国际投机者的炒作目标，为日后的经济波动埋下了隐患。另外，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开放，使得国际投机资本可以自由出入，增加了本国金融市场管理的难度，也给世纪之交的两次危机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