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等收入陷阱” 穿越之旅展望

渐进改革与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的上、中、下三策

渐进式改革是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经济社会转型成功的创造,是被世界认可的一种合理、务实、有效的改革模式。渐进式改革是在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强调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推进改革,在基本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实行增量改革,强制中的诱致性,双轨过渡,从局部到总体,体质内改革与体制外推进相结合,改革、发展与稳定相协调,经济的市场化与政治的多元化相分离等。

我们从巴西的经验、教训中得出,在传统模式弊端已经日渐显现的情况下,依靠坚守传统是注定要陷入困境的,但是激进的改革跃进同样会造成经济、社会系统的紊乱,渐进式改革成为一个模式转换的必然选择。不过,虽然渐进式改革仍是当前中国的最佳选择,但是根据改革的力度与节奏,在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也同样存在着上、中、下三策。

下策:“微刺激”+增量改革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近年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长中枢已经出现拐点。2010年以来以往的那种“只刺激不改革”的弊端已经非常明显,当下要想扭转经济颓势,并且防范其中风险,必须在进行微刺激的同时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以此来激发市场的活力和经济运行的效率。只有用一定的改革红利对冲潜在增长能力的下滑,才能保持经济较快地发展,才能使中国经济不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

很显然,沿用我们之前一贯采用的增量改革模式依然是阻力相对最小的,虽然其空间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大,但是仍然有可以操作的空间。比如,对于经济系统中新出现的行业、商业环节,以及现存体制中低效率的国有模式运营无利可图的行业,都尽可能地交给民营企业;对于政府依靠行政管制,但又一直管不好的环节和领域,尽量交给市场去配置,逐渐地理顺经济体系中的价格关系,尽量用价格调控的方式取代行政管理。

由于增量改革的空间已经比较有限,所以仅仅依靠经济与社会的压力来推进相应的改革,只能算是维持中国经济较快运行的一个下策。如果采取这种模式,中国经济所呈现出来的很可能是一种带病前行的状态。增长虽能勉强维持,但是增长减速的压力与经济、社会矛盾激化的风险将会持续存在。

表9 “下策”之下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评估

“下策”之下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评估
“下策”之下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评估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中策:“下策”+ 存量改革

增量改革虽然阻力较小,但是可以挖掘的红利已经较为有限,也不足以对冲由资源禀赋与国际环境变化所造成的潜在增长下滑。在未来,要想继续保持中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要想“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唯有积极推行存量改革,用存量改革所释放的制度红利对冲资源禀赋弱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

比如,继续缩减国有企业的垄断范围与在经济中的比重,大规模取消行政审批与管制,积极推进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等等。

如果说1978年到现在的三波经济增长(土地承包责任制、邓小平南行后的改革开放,以及中国加入WTO)主要是靠我们吃“市场化改革的红利”和“对外开放的红利”所推动的话,那么,未来金融服务业的长足增长,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的大幅度提高,就需要靠吃“制度化改革的红利”来推动了。

——韦森,2012年10月

上策:“中策”+ 政治体制改革

“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邓小平,1986年6月28日

今天的经济体制和30年前已经大为不同,今天的政治体制和30年前却没有明显的调整。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已经远远领先于政治体制改革,在当今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中,政府失灵的情况也比市场失灵的情况更为普遍、更为严重。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当今社会、经济中很多久治不愈的顽疾,很多让人费解、让人气愤的怪现象,根源大都是由于政府的失灵所致(具体分析可以参阅笔者2010年所著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加速工业化战略与内需不足》)。

要想通过解决政府失灵来挖掘社会、经济发展的红利,依靠政府治理政府是治标不治本,而要像习主席所讲的那样,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只有敢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约束政府失灵,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相应措施才能顺利推进,相应的成果才有保障。

“克强经济学”:中国踏上征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路

李克强上任总理以来,面对地方债隐现危机、贸易壁垒增加、热钱出逃、银行钱荒等严峻考验,在“百日新政”中,挤水分、调结构、简政放权、布局城镇化,力促发展模式转型,有媒体和学者将李克强采取的这套动作称之为“克强经济学”。

首创“克强经济学”这一名词的巴克莱资本把经济减速、财政货币去杠杆化、改善经济增长质量总结为克强经济学的三大支柱,并认为“克强经济学”恰恰是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选择。

通过新一届政府所阐述和实施的经济政策方针可以了解到,“克强经济学”的要义不在于强调政府要做什么,而是强调政府不做什么,其基本特征是强化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强化市场,是“克强经济学”的第一个关键词。强调政府与市场“换手”,政府不越位、不缺位。无论政府职能如何转变,政府也是市场当中重要的主体,而不是游离于市场之外。放松管制,是“克强经济学”的第二个关键词。强调减少审批,尊重市场,尊重市场主体的选择,政府减少微观干预。改善供给,是“克强经济学”的第三个关键词。强调减税促进投资,完善福利制度,调整国内利益分配,国有部门向居民部门让利。

因此,虽然新一届政府的执政时间不长,但是已经可以明显看出,“克强经济学”已经与传统的经济治理模式诀别,新一届政府已经不再固守传统模式。从微刺激和部分领域已经推出的改革来看,“克强经济学”目前的施政举措至少是满足穿越“中等收入陷阱”之旅的最低要求(下策)的,如果从新一届政府在不同场合所反复倡导的施政方针来看,“克强经济学”是有希望带领中国在穿越“陷阱”之旅中走出较为理想的中策的,关键的观察窗口就在于为期不远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是否会有更为积极的改革举措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