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穿越“中等收入陷阱”之旅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近日指出：2010年，中国经济突破了人均GDP 4000美元，如果按照十二五规划的目标，保持每年7%的增长率，翻一番；2020年前后我国人均GDP将超过8000美元。假设人民币升值10%~20%，就会超过10000美元。这对中国意味着两层含义：第一，人均GDP突破10000美元，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意味着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第二，中国有望在2020年前后，经济总量赶上或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然而，自2010年第二季度以来，随着四万亿刺激计划对经济拉动效应的边际递减，国际市场的持续疲弱，以及中国潜在经济增长拐点来临等几个方面的综合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几乎呈现出持续回落的格局。虽然现在经济增速仍在7%以上，且经济增速仍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但是国内外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前景悲观的声音却越来越大。

中国经济能否持续高速增长，中国能否顺利闯过“中等收入陷阱”之劫，越来越成为各界关注的话题。

赶超模式具有阶段适用性，固守传统必然坠入“陷阱”

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当前的中国和当年的巴西有很大的相似性，都是在较为落后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展开的工业化建设，为了快速地缩小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又都积极发挥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扶植与推动作用，实施了成效显著的赶超模式。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过的，在工业化的起飞阶段，这种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确实比依靠市场的自我演进模式有着巨大的优势，但是随着工业化的日渐成熟，经济系统日渐庞大、复杂，政府主导型赶超模式的弊端也就越发凸显出来（当年的拉美与社会主义阵营众多国家的实践均证明了这一点）。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巴西传统赶超模式的弊端就已经开始显现，但是巴西政府基于这一套模式以往成功经验所建立起来的自信，不但未对该模式进行反思、调整，反而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政府主导的刺激计划。当然这种强化传统模式发展决策的结果就是使传统模式的弊端更加凸显，于是曾经的“巴西奇迹”光环逐渐褪去，经济陷入了长期的低迷，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尖锐。经过十几年的尝试、挣扎与反思，巴西才最终放弃了曾经适用但当时已不再有效的赶超模式。放弃传统赶超模式虽然不是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条件，却是必要的前提。

反观当前的中国，传统的增长模式同样走到了尽头。

这种增长模式固有的弊病造成经济社会矛盾日益加剧。这些矛盾包括：

1）资源枯竭，环境破坏 经济主要通过高投入来推动，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各大城市现在的天气与30年前相比都出现了严重的恶化。

2）腐败蔓延，贫富分化 各级政府通过动员投资追求经济增长，这为腐败活动提供了广泛的基础，也成为社会不公正的重要来源。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导致低收入群体收入提高缓慢，成为拉大贫富差距的基本原因。

3）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 过度投资本身会造成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的压力。加之为了以净出口需求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长期采取出口导向政策，外汇占款增加过快，也造成了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的压力。

——吴敬琏，2012年6月

而且，根据经典的柯布道格拉斯经济增长函数Y =A （t ）L^α K^β ;α ＞0，β ＞0，我们可以求得 ， 表示经济增长率， 表示技术进步率， 表示劳动就业增长率， 表示资本增长率。即一国的经济增长水平取决于其技术进步情况、劳动力增长（新增就业）情况以及资本扩张和深化情况三个方面。

当前，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拐点已经出现，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产能已经严重过剩，自然环境也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再靠增加劳动力数量保持高速增长，除非我们对非洲放开移民，再靠增加投资维持高速增长，效益会更差，环境也难以承受。

因此，如果我们要想在未来保持经济的合理增长，在促进经济增长的三个贡献来源上，投资增长率 和劳动力数量增长率 均已经没有潜力可挖，所能依仗的就仅剩下生产效率（技术进步率） 的提高。而提高社会生产的效率，这一点恰恰是传统政府主导型赶超模式（粗放型）增长方式所不擅长的。

不难理解，如果我们不放弃传统的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发展停滞的风险将会非常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几乎是一种必然。

市场化、法制化是保障效率提升的必要制度基础，但激进改革欲速则不达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虽然巴西当年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市场化推进的节奏太快，长期受保护的国内经济体来不及适应宏观政策与国际市场的竞争，骤然的开放使它们在国际市场洪水猛兽的冲击之下陷入生存困境。此外，当年俄罗斯休克疗法出现的悲剧结果，其实也证明了经济、社会体制的突变会造成经济系统的紊乱甚至崩溃。

虽然当今的中国经历了30年的市场开放之后，经济体的国际竞争力远超当年的巴西，但是传统发展给中国经济遗留的内部风险同样不能掉以轻心。地产泡沫、地方债务、影子银行这三个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外人士普遍担心的问题，而且地方债务和影子银行又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房地产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中国政府采取激进的政策调整，那么很可能会使经济系统中潜藏的矛盾激化，6月的“钱荒”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这一情形的警告或者说提醒。在经济风险愈加复杂的情况下，当前的社会矛盾也异常尖锐，如果因为政策的剧烈调整而导致经济风险加剧，很有可能会引起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这或许也是“钱荒”之后中央政府与人民银行及时进行了政策微调的根本原因所在。

2011年上半年的经济形势分析会上，银监会将影子银行风险列为银行业2011年三大主要风险之一（其余两个是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2012年，在银监会的监管任务部署中，影子银行再次被列为与平台贷款、房地产贷款、理财业务并列的重点监管领域之一。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8月6日在江西新型城镇化论坛上指出，目前城市摊大饼式扩张、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等问题，在我国城镇化过程中非常突出。事实上，在新一轮城镇化建设的大潮之下，借助推进城镇化之名，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城市越来越多。但是，“没有产业支撑，没有人流物流集聚，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在该副主任看来，我国很多地区的“城市供给”已经过剩，“有城无业，有城无市，有城无人”的“三无”现象严重。“据我们调研，几乎每一个大城市附近都要搞一个新区，其规划占地和人口甚至于远远超过老城区。”他直言，现在不止鄂尔多斯，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鬼城”的现象，即使北京和天津之间也有空城。“据我们的调查，一些城市的房地产项目空置率达40%~60%，有些中西部城市的房地产项目空置率更高达70%~80%。”并表示这已造成土地等资源的极大浪费。

过度依赖外部市场与资源便利明显，风险亦不容小觑

正如本文前面所述，巴西为了弥补贫困基础上发展工业化不足的困局，实施了卓有成效的负债发展战略，同时人为设计并推进的工业化体系建设使巴西的石油进口率非常地高（80%），在国际市场较为有利的60年代及70年代初期，巴西借助外部资源加速了其工业化的起飞。然而由于70年代以来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以及国际资本市场利率水平的不断走高，传统发展模式弊端本已显现的巴西，随着国际市场环境对其负面冲击逐渐加大，“巴西奇迹”在国际市场的风雨冲击中黯然落幕。

进入80年代后期之后，随着债务问题的不断严峻，巴西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救，于是在被高举“华盛顿共识”大旗的IMF扼住咽喉之后，巴西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变成了跃进，逆周期的宏观政策调整不但未对本已脆弱的国内经济体实施保护，反而造成了雪上加霜的严重冲击。

可以看出，在巴西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对外部资源的过度依赖既使其遭遇了国际市场的严重冲击，又使其在内部政策制定方面身不由己，被动局面长期持续。

虽然与当年的巴西相比，当前的中国对国际资本的依赖性并不算强，更多的是希望借助国际资本的引入而引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并且当前的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但是中国对国际商品市场的依赖程度却不容掉以轻心，并且这种依赖程度至今未显现出下降趋势。

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超过60%，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超过30%，这一水平远超当年同属赶超模式的日本、韩国，如此巨大的经济体量，却存在如此之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这既是极不正常的，同时也是极其危险的。回顾历史，不管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还是2008年至今，较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的长时间阶段性低迷均是由于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所致。

在我国对国际市场高度依赖的同时，对国际能源、资源的依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2013年1月4日，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布《中国能源安全的国际环境》报告，该报告主编、中国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史丹指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是全球能源格局中的最大利益相关者之一，其中，石油对外依存度已接近6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接近1/3，成为全球最大的煤炭净进口国。此外，《2011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我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为56.4%；据《2012中国矿产资源报告》显示，2011年我国铝资源对外依存度已高达61.5%。

如此巨大的经济体量，如此高的对外依存度，使中国陷入了“卖啥啥便宜，买啥啥贵”的尴尬被动局面，同时也使中国背上了破坏全球经济平衡的“罪名”，一面在向国际市场提供物美价廉商品的同时，一面还要承受着西方国家的刁难和问责，何其地被动。

展望未来，随着欧美再工业化意识的觉醒，以及东南亚更具成本优势制造业的兴起，中国对国际市场高度依赖性的风险将会进一步显现；随着美元步入新一轮的中长期走强，国际社会中孕育的金融风险有可能随着美元的不断走强而暴露，因此，下一个十年，国际市场仍将难以太平，对此中国应早做打算。

高速增长不可贪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非常必要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由于内在或者外在的原因，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实现25年7%以上增长速度的国家不过13个。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将一国经济的成长划分为：传统社会、起飞前提、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和高额消费阶段五个阶段，在这五个阶段中，经济增速呈现出先慢、渐快、高速、减速、低速的态势。可以说，经济增长由低速到高速再到低速是一国经济成长的自然规律，过度贪求高速经济增长反而造成社会经济发展的混乱，最终陷入欲速则不达的“中等收入陷阱”泥潭。

当年的巴西为了摆脱落后贫穷的境地，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所实施的“非平衡发展战略”“先增长后分配战略”等战略确实在其工业化起飞阶段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随着其工业化体系的日渐完备，以及国际环境的不断改变，巴西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渐趋结束。然而在其工业化起飞阶段渐趋结束之际，巴西当局长久贪婪高速增长而忽视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举措，最终酿成了悲剧，并且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失衡也使巴西经济的内生增长与修复能力很差，当遇到外部冲击时显得不堪一击。

审视当前的中国经济，工业化体系日渐完备，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对外开放红利日渐消退，潜在增长水平下降已成必然。长期重经济轻社会、重增长轻质量的发展模式造成社会矛盾日渐突出。在此局面之下，如果我们继续贪恋高速增长而不顾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恐怕将蹈当年巴西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