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退性结构变化
经济发展过程几乎总是从一种不均衡状态过渡到另一种不均衡状态。不均衡意味着参加交换体系的经济实体的力量不均衡。因此，工业化发展的阶段的更迭不过是以不同结构变化为特征的各阶段的接替。经济运行中的结构变化，可以划分为扩展性的结构变化和衰退性的结构变化。扩展性的结构变化是指现行经济体系因技术创新在有关产业部门中迅速扩散、引发经济增长而得到的加强，衰退性的结构变化是指现行经济体系由于缺乏技术创新导致经济衰退而遭到的削弱。
从生产要素看，技术的革新、生产方式的改变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对要素配置和经济增长则起着至高无上的作用。因此，从微观层面讲，每当经济及工业化进程从一个初级阶段发展到高级时期，需要的是要素配置的一种极大级别的提升，同时也是“部门之间相对价格、收入分配、新投资收益以及一般价格的变动趋势”，出现新的“领先部门”占领经济的主要部位。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企业不适应在当前萧条的生存，不能抓住下一个繁荣”，这就产生了衰退性的结构变化，经济整体就产生了波动。如果衰退性的因素长期存在，那经济增长的中枢水平就随之下移。
工业化起飞萧条
工业化理论之父罗斯托将工业化进程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工业化准备、工业化起飞、工业化成熟以及消费时代，这也是“经济增长的阶段”。但是，由于衰退性结构变化的存在，罗斯托认为从工业化起飞向工业化成熟的转化，是一个富有机会的阶段，也是充满风险的阶段。
工业化起飞之后之所以能够继续向前发展，是由于投资率的较高水平保证了经济增长的自动性和持续性，这种经济的自我持续增长是一种可能的“自动增长”，或是所谓的“投资引致投资”。这是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前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最好总结。
但是，这种自动增长可能性的大小最核心的决定因素是投资率水平，即资本积累的程度，也就是资本投资周期或中周期能否顺利开启。具体而言，取决于：①原主导部门的后向效应和旁侧效应能否继续发挥，即旧主导部门作用的下降不是骤变式、崩溃式的，或者旧主导部门通过技术、模式、组织等创新继续发挥主导作用；②新旧部门的转化是否顺利，新主导部门是否可以不断替代旧主导部门引起“起飞过程的不断重复”，这与熊彼特的 “破坏均衡”异曲同工。
第一个因素决定了经济波动的剧烈程度，是一个经济周期波动的问题。第二个因素决定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增长的幅度，是一个持续性和增长程度的问题，实际上也和增长中枢的变化相关。如果两个因素没有很好地满足，最后的结果就是从工业化起飞向工业化成熟过渡的困境，被称为“工业化起飞萧条”。罗斯托等人认为，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再工业化”国家，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
工业化成熟的增长动力
“工业化起飞萧条”往往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但这是否意味着是一个趋势?经历过“工业化起飞萧条”之后的经济增长，是否会演化为一个更低的新的增长中枢?如果说中国现在正在经历从工业化起飞向工业化成熟的过渡，那我们可能正在经历工业化起飞的萧条。但是，未来会如何?走向工业化成熟的中国经济增长，它的中枢又如何?我们还需要关注工业化成熟的经济增长情况。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雷斯特（J.W.For rester）等（都是长波周期和经济增长内生理论的重大研究贡献者）认为，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力量的持续性往往需要一个“技术波”，比如日本就是如此幸运。但是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如愿，更多的是加大包括领先部门的投资，而不是革命性的创新。这就决定了工业化的增长动力相对不足，因为资本投资收益的边际值是在递减的。
图4 日本工业化成熟巧遇全球经济技术波
资料来源：CEIC，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从增长的内生模式看，工业化成熟的增长动力在于集中化（大型化）、中坚化以及旁侧效应——城市化。集中化带来工业部门的上下游或横向规模的扩大，以及潜在效率的提高（这个存在分歧），中坚化则是中小企业及配套行业的成长路径。城市化一般在工业化成熟阶段随着集中化以及工业集群的形成而加速，从而给工业化及经济增长带来了内生动力。
走向工业化成熟是一个资本积累的过程，还是一个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但是，这个阶段的投资遭遇了比此前更加明显的约束。
一是由于城市化的泛化，使得部分农村地区成为城镇或成为城市的一个部分，这使得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出现了大拐点，即所谓的刘易斯拐点。
二是要素配置的方式更多在于改善而非创新，出现持续性的“技术波”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要素配置的效率并非比起飞阶段更好，特别是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遇到严重挑战，因为增量产出的资本投入在不断增加。
三是大型化等造成了分利集团，使得利益边际更加明显，社会制度的僵化、贫富分化以及社会矛盾更加明显，整个经济社会的效率也可能因此而降低，从而增长的中枢下移。